纳粹军医

年4月，美军第89步兵师解放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该集中营位于图林根州魏玛附近，是德国最大的劳动集中营，在-年间，共有五万六千人在此受害，他们中大部分为波兰人和犹太人。

末日临头的德军，赶在美军到达前撤空了集中营，毁掉了很多罪迹，但还是留下了纳粹军医对囚犯进行医学实验的证据。

参与罪恶的纳粹军医中，有一名叫海因里希·穆克特尔。

海因里希·穆克特尔

穆克特尔生于年，在波兰被德军占领后，这位纳粹的药理学家，成为克拉科夫斑寒热和病毒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实施的“医学实验”，曾造成大量囚犯死亡。

二战后，穆克特尔在波兰受到战争罪行指控，但他设法逃脱逮捕，并返回了德国，并在年摇身一变，担任格兰泰制药厂的研发主管。

格兰泰制药厂位于西德境内的斯托尔伯格，他们的研发厂房，是由一间17世纪铸铜厂改造的。

当时，医药行业的抗生素发展迅猛。但奇怪的是，格兰泰却对一家瑞士药厂合成的一种没什么明显药效的化合物感兴趣。

这种化合物名叫沙利度胺，开发目的是抗菌药物，但药理试验显示，沙利度胺没有任何抑菌活性。

格兰泰在老鼠、豚鼠、兔子、猫和狗身上试验了沙利度胺，发现这些动物都活了下来。因此，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无毒无害的安慰剂。

格兰泰的一位化学家认为，沙利度胺的结构与巴比妥酸盐很相似，后者是极其有效但副作用很危险的镇静类药物，而如果能找到效果显著又安全无害的安眠药，对药厂来说将是名利双收的重大发现。

沿着这个思路，格兰泰编了一套说辞，把对动物毫无影响的沙利度胺，打造成对人“完全无害”的镇静剂、安眠药。

但想要获得药物销售资格，只有对动物“毫无作用”的试验数据远远不够，还需需获得作用于人的数据。

格兰泰收集作用于人的数据的方法，是把药物发给医生，并建议“这种药可以控制癫痫”，然后让他们在病人身上试用，再把反馈回来的报告当作药物有效的证据。

最后得到的“数据”证明，该药能帮助病人入睡。

格兰泰对此反馈欣喜若狂，他们拿着报告继续炮制动物试验，“给老鼠用药，老鼠动得少了；给兔子用药，兔子动得也少了……”

凭着种种“疗效显著”的证据，以及反复强调该药比巴比妥酸盐更安全的营销引导，格兰泰拿到了许可，可不需医生处方，就能直接在药店出售。

年10月1日，命名为“反应停”的沙利度胺，被格兰泰公开发售。他们在给医生的推荐信上写道，“这是治疗孕妇晨吐的首选药物。”

反应停

该药上市前一年的圣诞节，斯托尔伯格出生了一个没有耳朵的婴儿，他的父亲是格兰泰制药厂的员工，曾把一份“反应停”样品带回家里，给怀孕的妻子服用。

令人遗憾的是，这名不幸的婴儿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警觉。几年后，“反应停”酿成了二十世纪人类用药史上的最大悲剧。

理想选择

为了宣传新药“反应停”，格兰泰在50家医学期刊上购买了广告版面，发出份传单，还直接给25万名医生写信推荐。

格兰泰给“反应停”设计的营销策略相当成功，英国代理销售的公司对“抑制孕妇”的宣传语赞不绝口，他们告诉顾客，这个药对孕妇和哺乳期的母亲完全安全，对大人和孩子都没有副作用，是孕妇的理想选择。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药效并不出众的“反应停”大受欢迎，医院里的常规安眠药，甚至开给儿童服用，在德国，它的名字是Contergan，英国则叫Distaval，药物说明上还写着“可用于缓解疼痛、咳嗽和发烧等症状。”

反应停不仅在西德狂卖，还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国热销，每月销量达到了1吨，在有的国家销量仅次于阿司匹林。

热销不久，格兰泰收到了约个服药后出现神经损伤的病例。

一名报告其病人有神经损伤的医生去信格兰泰，询问是否有其它相关病例，药厂回答，没有。

一位销售代表遇到相关问题时选择这样解决，“我尽力把他们说糊涂了。”

在格兰泰的内部会议上，研发负责人穆克特尔说，“先生们，我警告你们反应停有很大风险。如果我是医生，我不会再给病人开反应停。”

但是转过头来，他就在公开医学会议上发言，“反应停是世界上最好的安眠药。”

与此同时，狂销欧洲的反应停即将进入美国医药市场，负责审核该药的人，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新入职的药物审查员弗朗西斯·凯尔西。

弗朗西斯·凯尔西

时年46岁的凯尔西，生于加拿大，是芝加哥大学的药理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

求学期间，她曾对参与磺胺酏剂致死事件的研究。年，治疗感染性疾病的磺胺类药物，未经严格的药理学实验就仓促上市，结果造成了人因肾衰竭死亡的恶性事件。

凯尔西通过研究发现，损伤肾脏的是药厂使用的溶剂二甘醇，她还在相关研究中发现某些药物可以穿过胎盘屏障，作用于婴儿。

审查反应停时，凯尔西刚入职FDA不到一个月，她的前任在药物审查上得罪了某个药厂，并因此丢了工作。

起初，凯尔西没有引起格兰泰及其美国代理商的注意，他们觉得这位个头不高、笑容温柔的“新人”不太敢破坏FDA和制药公司的关系。

但凯尔西让他们大吃一惊，她否决了反应停的申请，理由是“沙利度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证明都不符合标准。”

被否决后，代理公司在材料里补充了专家意见，然后重新提交了申请。凯尔西再次否决了申请，她对所谓专家意见的看法是，“买来的证书。”

申请不成，反应停的代理公司开始“另辟蹊径”，虽然出售药物需要FDA批准，但当时分发试验品就不用经过许可，于是，他们把样品寄给美国的医生，并强调不用反馈任何结果。

从年开始，远销46个国家的“反应停”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欧洲各地畸形婴儿的出生率明显上升。

这些可怜的婴儿中，有的四肢畸形，有的腭裂，有的盲儿或聋儿，还有的内脏畸形，其中一种罕见的畸形婴儿被称为“海豹儿”，这是一种先天性畸形四肢的长骨有缺损，正常的或退化的手和足生长或接近在躯干上，就像一只海豹的鳍状肢。

年，西德10所医院发现了17例海豹儿，年涨到了例，澳大利亚也出现了几乎相同数量的病例，医生怀疑过X光、激素、食品防腐剂等对孕妇的影响，最后发现病例中有50%的孕妇在妊娠早期服用过“反应停”。

年，一位名叫伦茨的德国医生在报纸发文，揭露了名婴儿在出生时伴有可怕的罕见缺陷，而这种缺陷与孕妇服用沙利度胺有关。

这篇文章被穆克特尔称为“哗众取宠”。但澳大利亚产科医生麦克布莱德给《柳叶刀》发信，做出了相同的判断。

伦茨医生在给格兰泰的信中写道，“立即召回药物，你们每耽误一个月，就有50到个有严重残疾的孩子出生。”

格兰泰的反应是拒绝召回。

年11月，一位医生在小儿科会议作了34例海豹儿的报告，当天晚上，另一个内科医生问他，“请你告诉我，是不是反应停，我妻子服用过，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孩子。”

12月，在社会舆论以及德国政府发出下架的要求下，格兰泰开始召回药物。

据不完全统计，“反应停”在西德造成了一万名畸胎儿，只有一半活到了成年，其中两千名需要安装人工肢体。

其他受害国家还有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东德、埃及、以色列、黎巴嫩、秘鲁、瑞士、西班牙和瑞典。

儿童假肢

没有通过FDA审核的美国，也通过代理公司由39个州的位医生向2万多名病人试验了反应停，其中有至少名孕妇，造成了近20个出生畸形的儿童。

据医学调查，孕妇末次月经后的34-50天是反应停作用的敏感期，如果在35-37天服用会导致胎儿耳朵畸形及听力缺失；39-41天，上肢缺失；43-44天，双手呈海豹样畸形；46-49天，拇指畸形。

迟来的道歉

年底，穆克特尔和其他8名格兰泰高管因在推出“反应停”前，没有进行充分的临床实验，以及事故发生后向公众隐瞒信息而受到指控，伦茨医生出庭作证，将自己汇总的病例报告提交给法院。

穆克特尔在法庭上拒不认错，他说：“这一指控是对我个人的严重不公。”

年10月，法庭决定不采纳伦茨医生的证言，理由是格兰泰的律师找到了伦茨医生不能保持客观公正的“证据”。

年4月，原、被告双方在庭外达成和解，格兰泰同意支付1.1亿马克的赔偿金，但他们的高管都未到庭。

年12月，西德卫生部使用格兰泰赔偿款为反应停受害者设立基金，伦茨医生博士受邀成为监管人之一。

此后数年，在伦茨医生的努力下，西德名反应停受害者得到了赔偿。

年8月，德国斯托尔伯格揭幕了一座铜像，造型是一名四肢先天畸形的儿童，名字叫“生病的孩子”，已是德国最大镇痛药研发生产企业的格兰泰首席执行官斯托克到场致辞。

他说，“对在近50年间没有找到与你们每一个人联系的方法，我们请求原谅。”

对格兰泰迟到半个世纪的“道歉”，时年52岁的反应停受害者弗雷迪说，“这么多年，格兰泰坚持不认错，拒绝跟我们对话，他们的‘道歉’，真是羞耻。”

他还说，“我们想邀请他们坐下来，看看他们究竟有多抱歉，格兰泰从来没有意识到，反应停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多位反应停受害者表示，“格兰泰的道歉是一种侮辱，他们的道歉来得太晚、太少了，而且还充满了欺骗。”

“反应停”药害事件后，多个国家对药物安全进行反思，英国卫生部成立了药物安全委员会，日本修订了药物致畸试验的法律条款，美国制定了对新药更严格的筛选方案，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合作中心，我国在年3月参加，国内省市也建立了监测机构。

从年研究磺胺，年合成杜冷丁，年发现眠尔通……不断诞生的新药挽救了人类的病痛，但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良反应，药物的研发需要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但不应忘记，新药的目的永远都是“对全体用药人群的保护”。

我们能从“反应停”事件学到的教训是：

责任意识重于机制，无论医生还是药企，遇到疑似药物不良反应的情况，不管能不能确定是何种药物，都要及时上报，上报后必须严格监测，每迟到一秒，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正如防止了成千上万个没有手臂和下肢的婴儿诞生的弗朗西斯·凯尔西所说：

“我们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因为人们很快就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