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之后的星期五，乔治·W·布什总统走访了纽约市的废墟，那里后来以“归零地”（GroundZero）之名为世界所知。

当小布什对救援人员讲话时，后者通过扩音器大喊，他们听不到他的声音。随后，他转向他们，开始即兴演讲。“我能听到你的声音，”他喊道，“全世界都听着你的声音，当我们找到那些撞倒这些建筑物的人时，他们很快就会听到我们所有人的声音。”每个人都怒吼了起来。

在当天晚些时候的祈祷仪式上，小布什概述了未来任务的明确目标：“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已经很明确——对这些袭击做出回应，并清除世界上的邪恶。”

两天后，副总统迪克·切尼现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与媒体见面》（MeetthePress）栏目，给出了自己的复仇承诺。“不过，我们也必须做些有点阴暗面的工作，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告诉主持人蒂姆·拉塞特（TimRussert），“我们必须在情报界的阴影中度过一段时间。如果我们要取得成功，这里需要做的很多事情都必须安静地完成，没有任何讨论，使用我们情报机构可用的资源和方法。”他补充说：“那就是这些人所运作的世界，因此我们必须使用任何可用的手段。”

回想起来，切尼那天早上的评论，决定了美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对年恐怖袭击的反应，因为美国拥抱了“阴暗面”来展开一场斗争。它无所不包、不遗余力，是全社会、全政府的，用来针对历史上排得上号的邪恶力量之一。它很快就被称为“全球反恐战争”，用政府的话说，叫“GWOT”。

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判。

年9月11日的事件成为美国近期所有历史的转折点，重塑了全球的联盟关系，改组了美国政府，甚至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感觉，因为安全检查站和建筑物内的磁探仪数量激增，而防护桩像野葛一样在美国的街道上发芽。

我是一部9·11口述史的作者。我的另外两本书记录了那天如何改变了FBI的反恐行动和政府的“世界末日”计划。

今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制作一个播客系列，聚焦于那些与袭击相关的挥之不去的问题。

一路做下来，我已经采访了在袭击发生前追捕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卡桑德拉式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急救人员和袭击幸存者；当时躲在白宫地下掩体，以及后来疏散到弗吉尼亚乡村的政府官员；9·11当天与总统一起乘坐空军一号的乘客；以及十年后杀死本·拉登的海豹突击队队员。我还采访了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情报局的局长；中央情报局秘密站点的审讯者；以及在伊拉克那个掩蔽洞里找到萨达姆·侯赛因的人。

当9·11事件20周年之际，我无法逃避这个令人悲哀的结论：美国——既作为一个政府，也作为一个国家——在我们的反应中，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几乎在每件事上都做错了。

全球反恐战争取得了两个关键的胜利：基地组织的核心组织再也没有袭击美国本土，其领导人本·拉登在袭击发生十年后的一次非常成功的秘密任务中被追到并杀死。

但是，美国对自己目标的定义要广泛得多，而从几乎任何其他衡量标准来看，反恐战争都削弱了这个国家——让美国人更加害怕、不那么自由、更容易把自己的道德拿来妥协，并且在世界上更加孤立。

那一天最初在美国人之间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团结感，现在却已成为不断扩大的政治两极分化的背景。

这个国家的失败始于袭击发生的最初几个小时，一直持续到今天。事后很容易看出我们是在何时如何出错的。但更难理解的是，我们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好——如果有可能的话。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屈服于恐惧。

年9月11日最能反映问题的部分，是在世界贸易中心的第一次撞机时间（上午8点46分）和第二次撞机（上午9点03分）之间的间隔。在这17分钟里，这个国家的纯真都表现出来了。

早上8点49分，全国的电视直播了第一次撞机的后果。虽然许多看到这些画面的美国人很震惊，但仍然在早上的时候继续生活。

在纽约，通勤渡轮的船长彼得·约翰森（PeterJohansen）回忆起，他后来如何停靠在华尔街码头的终点站，每一位乘客都下船走进曼哈顿下城，尽管文件和碎片从受损的北塔上倾泻而下。

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给在佛罗里达州的小布什打电话。他们讨论了撞机事件，并一致认为这很奇怪。但赖斯按原定计划在上午9点举行员工会议，小布什则走进艾玛·E·布克小学的教室，宣传他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育议程。

小布什在小学里，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在联邦调查局，新上任的局长罗伯特·穆勒实际上正在听取关于基地组织和年科尔号驱逐舰爆炸事件的简报，当时一名助手打断了他们，告知第一次撞机的消息。他看着窗外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在这样晴朗的日子里，飞机怎么会撞到世贸中心。

这些沉默的反应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完全适合在那个9月早晨的美国。十年前冷战的结束据说终结了历史。今天走进比尔·克林顿在小石城的总统图书馆，会惊叹年代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低风险。

但是在第二次撞机，以及随后在五角大楼和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郊外田野的的事故后，我们的政府惊慌失措。真的没有其他词可以描述。

恐惧在指挥系统中蔓延。切尼在第二次撞机后的几分钟内被赶到安全地点。他后来反思道：“从那以后的几年里，我听到有人猜测，我在9·11之后变了一个人。我不会那样说。但我会坦率地承认，在白宫的地下掩体中目睹一场针对我们国家的、精心协调的毁灭性袭击，会影响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责任。”

最初的恐惧似乎是颇有根据的。专家警告说，全国可能会出现第二波袭击，基地组织的潜伏小组也会活动。几周之内，神秘的炭疽粉邮件开始袭击佛罗里达、纽约和华盛顿，有的人感染了，甚至还有人死亡。整个国会办公楼都被身穿防护服的政府官员封锁。

对普通公民而言，世界突然看起来很可怕——在情报简报室那些紧闭的大门之后，事情甚至更糟。我们国家领导人依靠对情报的仔细筛选来做出决策，但这套失败了。对联邦执法机构和情报机构“未能把点点滴滴联系起来”的批评盛行于世，此后，每个人都分享了一切——每一条线索似乎都被视为事实。

詹姆斯·科米曾在9·11后的某些疯狂时期担任司法部副部长，他在年告诉我，他对每天出现在总统办公桌上的未经证实的情报感到震惊。

“当我开始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相信那些情报信息像一条巨大的消防水带，从美国政府的底层往上传，随着它一层一层地上升，逐渐减少，直到在最顶层，总统可以直接引用这股清爽、细小的泉水，”科米说，“我震惊地发现，在9·11之后，消防水带只是一层一层地向上传递。每天早上，消防水柱都击中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司法部长，然后是总统。”

根据9·11之后不久的一份报告，恐怖分子成功地走私了一枚核弹，隐藏在匹兹堡和费城之间的某列火车上。事实证明，这条线索来自一位线人，他在乌克兰的一个洗手间里误听了两个男人之间的谈话——换句话说，来自一场可怕的全球范围内的“听电话，别传错”游戏。数周后，小布什会在简报会议上问：“这是又一起乌克兰小便池事件吗？”

甚至被证伪的阴谋情节也增加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被一个阴暗的、无情的、到处存在的敌人持续不断地攻击。

小布什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实施了9·11袭击的极端主义组织，其成员身份是可以识别的，其意识形态是独特的，而且只是利用了美国安全系统中可修复的缺陷。相反，他们让国家开始了一项模糊的、最终是灾难性的探索，以让世界摆脱“恐怖”与“邪恶”。

当时，一些评论员礼貌地指出了倾向于这种模糊概念的危险，但被9·11事件所震惊的美国公众似乎渴望一个怀有更崇高目标的大胆回应。

记者罗伯特·德雷珀（RobertDraper）写了本新书——《开始战争》（ToStartaWar），讲述了小布什政府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的谎言、迷惑和自欺欺人的历史。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在9·11的余震中，摇摇欲坠的美国发现自己靠那些直言不讳的强势男性稳定了下来，他们眼角带着皱纹，有着镇定自若的确信，那似乎是全国恐慌的唯一解毒剂。”

第二架飞机于9点03分撞击大楼，在全国数百万台电视机上直播。这一撞，揭示了美国人对我们世界的理解存在巨大的鸿沟，在任何事情、每件事情上都存在——谨慎和偏执、自由国际主义和报复性军国主义，中东民主化的使命和军事僵局中越来越无意义的作战。而这些可能会以共同的国家目标的名义倾泻出来。我们领导人的极度恐慌和我们敌人在组织上的不规则性，导致了一系列悲惨的选择。

我们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寻求正义。

在9·11之前，美国有一套深思熟虑的、符合宪法且经过验证的针对恐怖分子的剧本：他们在世界上任何可能被发现的地方被逮捕，在常规联邦法院受审，如果被定罪，则被送入联邦监狱。

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主谋？在巴基斯坦被捕。年炸毁大使馆的人？在肯尼亚、南非和其他地方被捕。

就在9·11当天早上，在瑞典，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了一名与袭击科尔号驱逐舰有关的基地组织策划者。

对新袭击的策划者和共犯的追捕，本可以在民事法庭进行类似的处理。法庭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将向世界展示，即使是最恶劣的邪恶分子也能在法律下得到合理公正的对待。

相反，在年11月13日，小布什总统在一项行政命令中宣布，那些在反恐战争中被围捕的人不会被视为罪犯，甚至不会被视为战俘，而是作为模糊类别的一部分，如后来众所周知的，被称为“敌方战斗人员”（ene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