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巴德通过将福利经济学限制在帕累托规则和展示偏好上，成功地重建了福利经济学，这或许违背了他经济学同行的意愿。

每个经济学本科生都被教导说，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入门教科书总花篇幅强调：经济学家以其身份，永远无法确立起道德判断。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社会科学家，他只能描述和解释世界的实然而非应然。

例如，基础经济学告诉我们，将牛奶价格限定在自由市场价格以下，将导致牛奶短缺。同样，将工资设定在市场出清价格之上，会造成非自愿失业。但这些命题说明不了其结果的可取性。它们是价值无涉的。

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不同的问题：经济学能否告诉我们，某个特定变化会给社会福利带来什么影响？它能确定“社会效用”何时最大化吗？如果能，我们如何实现这个最大化？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表面看来，经济学家仍然可以在不违背其学科价值中立性质的情况下，发表政治伦理主张。

处理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分支被称为福利经济学。它是一个神秘的子领域，史上历经坎坷、起伏、夭折和几度轮回。在下文中，我们将简要概述福利经济学在罗斯巴德贡献之前的演变，讨论它的含义，并回顾那些针对它的批评。

背景

斯密、李嘉图和密尔等古典经济学家，有一种原始的、前主观主义的福利概念。他们认为，人们应该采取那些旨在最大限度提高物质产出(常借助于“多少蒲式耳谷物”）的公共政策。基于他们的实证分析，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简单明了的：尽可能地扩大劳动分工范围，尽可能多地积累资本。

虽然在分析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效应时，古典经济学家多半是正确的，但他们错以为，仅凭物质成果，就可以为他们的政策提供正当理由。对于主观主义的、新古典的经济学家而言，他们思维上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与其说福利取决于社会中客观的、物质的消费财数量，不如说它是人们的偏好及人们满足这些偏好的能力的函数。

其他条件不变，消费财越多，很可能意味着福利水平越高，但这些财货必然付出代价。如果生产这些产品的代价(譬如，放弃休闲)，从价值上说，要高于这些产品所能满足的需求，那么更多产品反而会导致更少的福利。

此外，依据古典经济学家的推理，有人会以为，通过强迫人们从事超出其意愿的劳动，或将财富从高时间偏好的穷人转移给低时间偏好的富人，从而增加资本总额，这样就可以增加社会福利。

对旧福利理论的拒斥

随着边际革命的到来及其对主观的、个人的福利概念的强调，古典福利经济学遭到了拒斥。为取代它，以庇古、埃奇沃斯和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利用新的价值理论和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发展了后来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既然每个人金钱的效用都在递减，那么一个富人收入所得的边际效用，就要比穷人收入所得的边际效用小。因此，只要不过度妨碍生产，将收入所得从富人向穷人转移，就会增加“总效用”，这样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

如果这个说法听起来耳熟能详，那绝非偶然。时至今日，政客和经济学家仍在诉诸于这种推理方式。最近，保罗·克鲁格曼用它来支持美国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增加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的企图。

乍看起来，这个说法似乎很有说服力，因此，值得我们准确阐明它所涉及的假设。

首先，旧福利经济学理论家假设所有人提高满足度的能力都是相同的。他们承认，这不过是个形而上学的前提，但却是个合理出发点，基本上不会招致反对。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基数效用假设。继边际革命先驱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之后，旧福利经济学理论家将效用理解为一种可量化的生理量值，其存在不囿于个人的选择。他们认为这个量值适合于数学运算和汇总。在该假设下，人际效用比较是允许的，因此，就算有些人处境变差，得出“总效用”增加的结论，也是有意义的。

随着莱昂内尔·罗宾斯证明了人际效用比较的无谓，旧福利经济学理论家的努力也就戛然而止。罗宾斯表明，这些经济学家将边际效用递减法则扩展到适用领域之外是错的，因为该法则只适用于使用手段来满足其目的个体经济人。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根据他的价值表对商品进行排序，且额外单位的效用递减。我们可以通过借助财货在个人价值表上的相对排位来解释交换。然而，在个人之间比较这个价值排位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此外，由于没有衡量效用的客观单位，因此不能谈论满意度的量值差异。因此，罗宾斯总结道，旧福利经济学理论家提出的论证，不过是一种伦理判断，因此，也就必须将其排除在经济科学之外。

人际间价值比较这条路被堵上了，经济学家被迫采用所谓的一致同意或帕累托规则。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年首次提出的帕累托规则认为，当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导致另一个人境况变差时，我们才能说社会效用增加了。实现这一点的变化就被称为帕累托更优。当不再有帕累托更优的改进余地时，这种情况就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否则，情况就是帕累托次优。

帕累托规则是一切关于社会福利的陈述都必须通过的测试，如果它们要保持价值中立的话。如果两个人参与一项交易或者一个人的行为不损害其他任何人，那么经济学家就可以推断，社会福利确实增加了。然而，如果一群人以牺牲另一群人为代价获得利益，就像所有国家干预下的情况一样，那么经济学家就无法得出任何有关社会福利的有意义的结论。

20世纪中叶的新福利经济学试图绕开这一种限制，另辟蹊径地替国家干预提供经济理由。为达此目的，人们采取了两条不同的路径：第一条与哈佛大学有关，通过将帕累托规则纳入一般均衡框架来淡化它。第二条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提出的，借助补偿原则绕开了这一规则。

第一条路径导致了社会福利函数和市场失灵概念的发展，第二条路径导致了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标准的发展。

社会福利函数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布拉姆·柏格森提出，后来由萨缪尔森发展起来。这种方法采用了它的帕累托最优版本，让帕累托规则变得无关紧要，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