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与反抗：反抗还是要反抗，虽然宿命依旧，这就是人。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

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实行的新政，其总的目标是：大力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局部改进已经成为生产力桎梏的一半，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之迅速向“福利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缓和阶级斗争，适度减轻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挽救陷入空前严重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

为完成上述目标，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一是复兴和加强陷入空前严重危机的经济；二是救济和安置大规模失业者和贫民；三是革除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

新政的主要措施：1、金融方面，（新政是从金融方面开始的）（1）挽救银行危机，改革与开始管理金融制度。为了解决银行货币荒，它委托各联邦储备银行根据各银行资产发行货币，授权复兴金融公司用购买银行优先股票的办法给它们提供流动资金。为了恢复群众对银行的信任，它规定由财政部整顿银行，并监督银行的重新开业。财政部根据要求采取了支持有支付能力的大银行，淘汰了无偿还能力的不健全银行。为保护银行储备和阻止黄金外流，它禁止储藏和输出黄金。（2）3月20日通过了罗斯福提出的节约法，缩减政府开支和退伍军人津贴5亿美元。（3）先后通过提供证券实情法、证券交易法及银行法，即著名的格拉斯—斯特高尔法以加强对银行、证券市场和货币的改革和管理。（4）美元与黄金脱钩，使美元贬值，放弃金本位制。实施结果：金融方面的措施是获得了成功的，通过以上措施罗斯福政府维护并加强了美国金融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也加强了国家对金融制度的管理与控制。

2、对农业的调节。颁布《农业调整法》以及《紧急农业抵押放款法》、《农业信用法》等农贷法规，对农业进行调节：一是政府用奖励和补贴的办法来缩小耕地面积和销毁农产品，以减少产量，提高农产品价格；二是采用优惠的农业贷款，解决农业资金不足问题。政府首先给农场主低息贷款，后又多次拨出资金对抵押借款到期不能偿还的农户给予再贷款，以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民生活。

实施结果：通过以上国家控制农业生产与销售的各种措施，效果是比较显著的。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

3、对工业的调节。颁布《全国产业复兴法》，这一法规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企业界在政府同意下建立行业工会，制定本行业的“公平竞争”准则。第二，调节雇主和工人的关系，包括规定合理工资标准，工人有权组织工会同资方谈判等内容。第三，建立“公共工程管理局”，国家拨款兴办公共工程。在颁布产业复兴法后，设立“国家复兴管理局”，加强政府对工业的调节。

实施结果：以上措施的实施只能说是对美国工业复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结果并未取得成功，而且随着罗斯福与最高法院斗争的日益激烈，最高法院于年5月27日就谢克特家禽公司控诉美国政府一案作出判决，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从而结束了这次局部调整工业生产关系的试验。

4、政府投资兴办公共工程并对失业进行救济。罗斯福政府一方面通过颁布《失业救济法》、《全国就业服务法》等对失业人员实行救济工作，年至年政府大约支出30多亿美元用于直接救济。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投资大规模兴建公共工程，吸收大量劳动力，“以工代贩”，解决失业人员就业问题。

实施结果：“通过以上活动，美国联邦政府增加了国有企业，刺激了私营企业，也起着为垄断资产阶级养活和培训劳动后备军的作用。”

5、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罗斯福政府于年颁布《社会保障法》，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社会保障问题的立法。其内容包括养老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儿童救济金制度、资助保健事业等方面。这主要是在新政的第二阶段完成的，也是新政第二阶段取得的最主要的成果。

实施结果：《社会保障法》开创了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保障的先河，它对防止经济出现新危机、减缓经济的波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多数美国史学家认为：社会保障法是所有‘新政’立法正最重要立法，它使美国走上通往福利国家的道路。”

6、调整三权分立体制。年2月5日，罗斯福提出建议，认为最高法院人力不足，案件过多，法官年迈，影响效率，因而如任职已10年满70岁还未退休，应增派一名法官，据此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可由9名增加到15名。根据年经济法，罗斯福颁布了第号行政命令，改组、合并和取消了一些行政机构，并加强了预算局的领导作用。年4月，国会通过了《新政机构改组法》，规定许多小机构合并为大机构。年9月8日，总统颁布了第一号行政命令，建立包括白宫办公厅、预算局、国家资源计划处、人事管理联络处和政府报告署等总统的办事机构。

实施结果：“应当指出，罗斯福新政措施是总统权力全面扩张，终于逐步建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分立的新格局。他是总统职权体制化的开拓者。”

罗斯福新政中最主要的反危机措施是：实行产业复兴法。

　　罗斯福新政（TheNewDeal）指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任美国总统后实行一系列经济政策，核心三R：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也称三R新政。　

　　 　　新政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缓解了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通过国会制定了《紧急银行法令》、《国家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社会保障法案》等法案。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

　　1、整顿银行与金融系，下令令银行休业整顿，逐步恢复银行的信用，并放弃金本位制，使美元贬值以刺激出口；

　　2、复兴工业或称对工业的调整（中心措施）：通过《国家工业复兴法》与蓝鹰行动来防止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根据《国家工业复兴法》，各工业企业制定本行业的公平经营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以防止出现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从而加强了政府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控制与调节[缓和阶级矛盾]。

　　3、调整农业政策：给减耕减产的农户发放经济补贴（农民缩减大片耕地，屠宰大批牲畜，由政府付款补贴），提高并稳定农产品价格；

　　4、推行“以工代赈”（最重要的一条措施）；

　　5、大力兴建公共工程，缓和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生产；

　　6、政府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通过了《社会保障法》,使退休工人可以得到养老金和保险，失业者可以得到保险金，子女年幼的母亲、残疾人可以得到补助。

　　7、建立急救救济署，为人民发放救济金。

面对全球经济衰退威胁，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果断措施，以财政刺激来确保经济实现8%的增长。不少专家把中国的财政刺激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新政相提并论，其实有一些误解。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两大经济政策，就会发现，它们在具体做法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国这一轮财政刺激措施，确实比以往更加 　　

　　罗斯福新政详解

　　我们一般所说的罗斯福新政，其实最初是由胡佛总统开始的。胡佛年3月上任，10月股市全线崩溃，并由此引发了大萧条。对于为什么会出现大萧条，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解释，但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各国经济伤了元气，欧洲各国债台高筑，美国成为主要的债权国。但美国在年以前十年的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国会和政府又大幅度地上调进口关税，给国际贸易以致命一击。

　　当时胡佛的财长是个典型的“破产主义者”，他认为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一旦财务出现问题，就应令其破产，这样才能净化市场体系，人们才会更加努力工作。但胡佛则认为，政府应该为失业者和农民提供一些支持，尤其要防范银行挤兑。他甚至把大企业家邀到白宫要求他们不减工资，他请求第一轮经济冲击应该反映在利润而不是工资上。

　　同时，胡佛还要求铁路和公共设施部门的高管增加扩张与维修支出以创造就业机会。事实上，当时联邦政府没有财政能力大兴土木，年联邦政府财政总开支仅仅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

　　年年中的时候，胡佛以为经济衰退即将结束，但大萧条才刚刚拉开序幕。到年年底，银行挤兑开始加剧，经济衰退也进一步加速，经济形势一直到年才开始探底。

　　罗斯福在年3月就任美国总统，他上台之后分两阶段实施了新政。年执行的第一轮新政，主要是实现短期经济复苏措施，包括银行改革法令、紧急救助办法、农业项目、工业改革和终止金本位体系。年—年执行的第二轮新政，则包括工会支持、社会保障法令，以及帮助农民的项目。

　　罗斯福基本上认同民主党财政平衡的理念，但为了应对经济衰退，他提出将财政分解为常规和紧急财政两个部分，常规财政依然应该保持平衡，而紧急财政则应该允许出现临时性的赤字。他还将政府公务员工资和退伍军人养老金削减40%，来实现常规财政的平衡。

　　罗斯福新政究竟是加快还是拖延了大萧条以后的经济复苏，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很大争议。有些当时的政策甚至被最高法院判定违宪，比如农业调整法案，通过向食品加工业征税来补贴地主，鼓励闲置25%的土地，这样最终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但这一做法是以牺牲消费者权益为代价的，因此被法律禁止。

　　再比如国家产业恢复法案，保障工人联合谈判的权利，鼓励发展工会，同时还试图通过建立政府、企业和劳工之间的协调机制来稳定工资与价格，后来也被法律禁止。

　　其实，罗斯福新政的最大贡献，不是帮助美国经济复苏，而是帮助美国民众度过了大萧条的艰难日子。比如通过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存款者提供保障；通过建立住房拥有者贷款公司，给住房所有者提供保障；通过建立新的劳工关系法，给劳工权益提供保障；通过农业调整法案为农民收入提供保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法案，为长者和失业人士提供保障。

　　这些措施是与罗斯福的施政理念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对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自由莫过于免于（经济）恐惧的自由。如果老百姓的经济安全感增强了，他们就有能力应对各种各样的经济冲击。

　　中国应该建设社保体系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能为老百姓提供免于经济恐惧的自由，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就更应把它作为施政的终极目标。中国本届政府自年就职以来，一直把民生问题作为政策的重点，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从政府关于财政刺激方案的议论中也可以体会到，其实政府扩大开支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如果政策目标是社会稳定，那么最有效的手段，就应该是尽量直接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而不是拐个弯，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来增加就业，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财政刺激的开支集中到社会福利体系上来，包括最低收入保障、失业救济、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农民收入等。这些体系健全了，社会自然就会稳定。

　　现在实施财政扩张政策，正好给健全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也恰恰是多年来政府想做又没有做成的。现在不做，以后还得做，到年的时候，条件就会不如现在。到那个时候，财政支出都花出去了，经济保持了两年8%的增长之后，又开始出现疲软的势头。比较理想的是，那个时候国外市场已经复苏，因此中国的出口机器可以再次开动起来。

　　但这样，中国经济又会走回过去对出口过度依赖的老路。更重要的是，这次经济衰退以后，美国老百姓可能将开始增加储蓄，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市场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强劲。到那时，政府也许还得回来重新刺激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但那时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已经上升了，公共债务负担也增加了，投资过度的问题也可能更加突出。再要拿出几万亿来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恐怕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容易。

中国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逻辑上中国改革是倒过来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实质是政府干预主义，中国改革实质是市场干预主义。罗斯福新政和中国改革都是源于对原有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和拯救，前者是给资本主义带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氧气面罩，后者是给社会主义加上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它们都由此解决了旧问题，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新问题。

　　首先，罗斯福新政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修正，中国邓小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修正。资本主义完美吗？无疑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其次资本主义主张天赋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和文明的象征。但是资本主义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社会不平等，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二是供需不平衡，表现为经常性的经济危机。那么社会主义完美吗？首先，社会主义是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弱点批判的产物，作为社会形态，它应该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站。其次，社会主义基础是社会公有制，资本主义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和逻辑起点，这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通过对剥夺者剥夺的方式，将社会基础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从而奠定了社会平等的基础。其三，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这样就可以保证经济平衡发展，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但是理论上的完美并不等于实际过程中没有问题，社会主义应该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是目前世界上社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如此，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天性不足。另外，社会主义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平等，人民当家作主，没有资本家，地主，大家都是劳动者，但这并不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相反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大家吃大锅饭。最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供大于求的经济危机，但导致有效供应极度不足。

　　其次，罗斯福新政核心是政府干预主义，中国改革核心是市场干预主义。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实施罗斯福新政，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开始启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干预与国有化趋势进一步在美国特别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发展，这深刻改变了原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纯粹的自由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福利国家体制和混合经济体。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的危机，也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和改革。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打破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供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经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美元，中国邓小平时期改革的成功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

　　最后，无论是罗斯福新政，还是中国邓小平改革，它们都不同程度解决了当时社会面临的危机和问题，但是也留下了新的问题。罗斯福新政目的是使原本冷酷的资本主义具有人性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得以避免，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否因此得以解决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不平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染上了社会主义的毛病，高福利，低效率。于是上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呼吁回归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因为干预扭曲和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调节的功能，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危害更大。那么中国改革是否意味中国找到了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呢？事实上也并不是如此，中国引进市场机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首先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其次供应不足问题解决了，但是内需不足问题产生了，中国正在染上资本主义的毛病即不平等与有效需求不足，那么中国应该退回去，国进民退，还是继续向前呢？

　　丘吉尔曾经讲到，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是不平等地分享上帝的恩施，社会主义的固有美德是共享苦难。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相互把对方妖魔化攻击之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已经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而是如何混合的问题，事实上在当今世界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和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有两者的混合。所谓混合经济与第三条道路就是要提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长处，在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平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完美结合点。那么应该如何混合搭配呢？在这种混合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例应该是如何呢？效率与平等的最佳平衡点在哪里呢？这些问题正是目前西方和中国考虑的问题，无疑，一个既发展繁荣，又平等公平的社会治理模式依然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罗斯福新政，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组合名词，早已成为一个为学界人士广泛认同的历史概念。这一事实本身即足以表明它在美国历史及世界历史上未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罗斯福新政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面对１９２９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而采取的挽狂澜于既倒的应对举措。作为“事后诸葛亮”，现在我们可以说，“新政大夫”救了如履薄冰的美利坚合众国，使其社会经济体制愈趋稳健、日渐成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罗斯福新政标志着“新”、“旧”两个美国的重大分野。美国之为今日之美国，无论如何是绕不过罗斯福新政的。 　　

　　除却对美国的广泛影响外，罗斯福新政在现代资本主义进化历程中亦占据相当特殊的地位。当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世界处于或者转向希特勒式资本主义反动式扩张道路、或者转向斯大林式激进社会主义变革之路时，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大规模地试验、并成功地使传统资本主义转向现代资本主义新体制。这一革命性的新发展取向事实上从根本上保证了合众国在此后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民主国家的伟大的兵工厂”。如何看待２０世纪资本主义之改革、发展与现代化，罗斯福新政很可能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典型。 　　

　　我们中国人之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由来已久，而且不绝如缕。除上述一般的共性因素外，也是因为它在当时催化了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中国的危机（主要是白银政策所致）。此外，对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发展事业，恐亦未尝没有其借镜功用。

　　（二）

　　至少自罗斯福入主白宫伊始，中国人即倾注了对其新政的极大关切之情，包括当时中国最享盛名的《东方杂志》、《申报月刊》、《时事月报》、《世界知识》等报章杂志在内，包括马寅初、马星野、张其昀、张金鉴、费孝通等大家名流，从３０年代初到４０年代中期，人们对大洋彼岸这一改革潮的反应之热烈、评论之广泛，无论就广度还是就深度而言，可以说是空前的。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时过境迁，但反观这些前人文字，虽不无可挑可剔之处，但更多的仍是相当具有文献价值之作，其中有的还有相当可贵的学术和思想价值。 　　 　　 　　

　　相对于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这两个“高潮期”，六七十年代有关罗斯福新政的成果较为匮乏。当时中美关系的敌对态势、中国国内政治气候的紧张气氛、整个文化学术界弥漫的“左”倾情绪，使得即使是严肃的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也难免时代局限的痕迹。如今视之，或许是不正常的，但在当时又恰恰是正常的。在为数有限的文章中，以厉以宁的长篇论文做得最具功力。张家祥对新政时期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７０年代台湾学者视野中的罗斯福新政观。 　　

　　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始，学术界对罗斯福新政这一老话题持续不断地予以新解说。在形形色色的上百篇文章中，有综述性的，有专门探讨性的；有争论，也有回应；有的是旧题新作，也有的是新题新作；当然，也不排除仍有人热衷于旧题旧作，废话加套话。大体言之，跨越八九十年代的十几年来，中国学人对罗斯福新政研究的兴趣有增无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的水准已有大幅度升扬。尽管仍有激烈的论战、尖锐的意见分歧，甚至存在非学术的意气用事，但这不要紧；事实上，很可能恰恰是这些火爆式的学术讨论使我们中国人对罗斯福新政的认识与理解一步步深化，并最终使一批有材料、有分析、有理论建树的成果凸显于神圣的学坛，其意味将是深长而久远的。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主笔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一书可谓总结性的中国罗斯福新政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三）

　　对中国人的罗斯福新政研究史的考察，可以作为一个专题加以探讨。六十多年来，沧海桑田，时事莫测，但一代代的中国学者对罗斯福新政情有独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遂有今日之满园春色、累累硕果。“抽刀断水水更流”，学术的发展也同样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行程。离开了继承或者断然“决裂”，那么，何以创新呢？古人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倘不对已有的成果加以认真总结，又如何能免除“不幸而言中”的危局呢？动辄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谈何容易？ 　　

　　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固然是以美国学者搞得最深最透，换言之，美国无疑是龙头重镇。不过，如果我们把视野扩而大之，即可发现：对罗斯福新政这一本身就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现象的研究，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这一国际性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律的。尤其是在“地球村”时代的今天，美国也应当了解其他国家（如中国）的学者如何看罗斯福新政；同样，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在充分重视美国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也理应珍视、清理本国学者的已有成果。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双向工程。　　

　　客观地说，中国人研究美国问题，一般而言，往往搞不过美国人，比如受材料、信息的局限，等等。其实，这也不仅只是研究美国如此。在中国，弄外国问题，大都处在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外国人认为我们多半是不地道，至多是“小儿科”；而我们自己的同胞也不时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以为“假洋鬼子”们不中不西，至少谈不上是大“学问”。如此以来，天长日久，在诸如此类的成见、偏见的“围剿”中，许多人对搞外国问题研究不是缺乏信念，就是中途“溜之乎也”，固守如一者越来越少。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概也的以为吾等乃无病呻吟或者危言耸听）。原因固多，但起码是与我们通常拿不出更多的过硬的学术产品、缺乏学术的自信与尊严有莫大的关联。可是，在通读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罗斯福新政的论著时，却不能不大受鼓舞与鞭策：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似乎完全可以拿出来跟其他国家的学者一比高低。看来，只要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有根有据，实事求是，我们中国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问题研究或国际问题研究上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来。事实上，洋洋洒洒、近５０万言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的可贵启示之一，亦正在于此。 　　

　　另外，从中国人的美国观和中国美国学史演进的视角来看，罗斯福新政研究亦不无个案解析的价值。晚清以降，中国人对美国的兴趣点可谓既多又杂，几于无所不包；不过，像对罗斯福新政的 　　

　　（《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刘绪贻主编，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丛书》之一，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版，２１.００元《史学月刊》年第2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经大危机的震撼，经过罗斯福新政，[1]虽不乏曲折与苦痛，但美国终归实现了从乱到治的彻底转换。对太平洋彼岸的这一空前巨变，中国政论界给予了广泛 　　

　　一

　　罗斯福第一次当选为美国总统，时值年，不景气——这一“经济的黑潮”[3]笼罩全球。“世界资本主义确实是加倍的遭遇到了未曾有的恐慌”；[4]各国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有若阴云四合，日色无光”。[5]“今日世界的前途可说已步到四边临空的悬崖了。”[6]有人总结道，“资本主义随着恐慌的狂潮，已一天一天走入没落的途中，美国如此，其他欧洲国家和日本都如此，‘资本主义的末日！’这一凄惨的呼声，已响彻全球了。”[7]征诸史实，这并非危言耸听之说。

　　美国是这次空前绝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的摇篮”。[8]它本来“富裕冠绝世界”，[9]但自年以来，穷困之神光临美国，而且“一步一步的入室升堂”。[10]大恐慌肆虐的结果，连“金元的王国也遍体是创伤了”。[11]有人形象地比喻说，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充血症，竟因恐慌的侵袭变成贫血症了。”[12]对美国的困境及其出路，郑林庄作出了当时不无代表性的结论：“雄视一时的美[国]资本主义，深深陷进今日的不幸局面，四处受掣，窒息垂死。”这一严峻局面，空前未有。因此，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前途实在乐观不得，至少难以让它能在短期内恢复元气。郑林庄说，“我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展望是：如果它不能在最近恢复昔日繁荣，它不是受一番巨大的修改（如计划经济，技术统治等）就是要根本坍台，把地盘让位给一个新兴社会！”[13]很显然，这在那时远非个别人的看法。这是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也是现实的非常挑战。挟着大危机的风暴而入主白宫的罗斯福，对这一问题与挑战不能不正面作出答复。

　　年3月4日，罗斯福在弥漫美国的愁云惨雾中就总统职。当时即有敏锐的有心人意识到，“此一行政元首之更易，实含有无穷意义，其重要性须待异日之史学家始能充分估计也。”[14]罗氏执政伊始，即遭遇“把人们的希望打得粉碎”、“巨浪滔天”般的空前金融风潮。[15]美国全国财政与金融愈益陷入灾难性的浑沌状态。罗斯福断然以禁止金银出口、全国银行一律休业的举措应付危局。3月6日这“霹雳一声”，“在过去美国金融史上是没有比这更严峻的先例的。”[16]它“惊坏了国内百姓，震动了世界上各国”，是一个“天大的事件”。[17]毛起鹒及时撰文指出，此次金融风潮“虽由罗斯福总统一度以法令维持，但经济恐慌的余波，犹见泛滥，大有愈形深刻尖锐之势”，危害至巨。若币制不改革，则美国经济恐慌“必愈趋暗淡”。[18]然而，从平息金融风潮开始，罗斯福终归把新政导演成了卓著声色的历史活剧。

　　罗斯福的施政与改革，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中国政论界的广泛 　　

　　二

　　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至年间），中国学人对罗斯福新政的介绍、评论蔚为风行，既有综合性述评，也有专门问题的探讨，其重要法案亦往往被译成中文发表，并及时追踪其发展大势。概括说来，对新政的评估，人言言殊。但大概可以归纳出两种代表性的判断：占主导地位的是贬多褒少，有的还干脆予以否定性的评价；也有部分文章持乐观的肯定性评价，或持谨慎的批评态度。

　　还在罗斯福年刚刚当选为总统时，即有报道称，罗氏为恢复国内衰落之经济，“必当尽全力以赴之，但恐因产业合理化和资本主义矛盾而起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经济不景气，不是罗斯福或是民主党以及任何人所能挽救的呢！”[20]张金鉴在具体评述年6月10日的“国家经济复兴计划”时说，它建筑于不健全的基础之上，“其根本出发点并不正确，故其将来前途实未能如罗斯福等一般人想像之乐观”，“难望获得长久之成功”，即或因其刺激而使实业界暂呈活跃之现象，但这“仅是暂时的虚伪的，永久的真正的成功仍然不能获得”。[21]章乃器认为，美国的复兴计划“不过是[起]强心针的作用，是不会有久远的效果的”。[22]许涤新说得更干脆：复兴计划“除了加强资本之集中与积累，和加强工人的剥削之外，是没有别的”，革命、战争是其必然的产品，“资本主义的前途将因复兴运动而缩短其存在的时间了”。在许氏看来，“华尔街的宝库、白宫的宝座，其末日之来临，大约是不久了吧！”[23]刘觉民评论道，“共产主义者的宣传资本主义的立将崩溃，未免过甚其辞，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施行的消极的控制政策以图苟延残喘的迷梦也未见其有效”，复兴计划虽包罗毕举，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干涉”与“恫吓”。罗斯福的经济控制主张，实际上并未离开美国的传统政策，其结果是“不会有几分收成的”，“是不能乐观的”，它恐怕“连许多经济的坏习和制度的缺点”都无力或不敢加以改革。[24]酉钧认为，“所谓‘复兴’之梦，正如水一样地逝去”，所谓“恐慌克服了”之论不过是“一班染着急性病者”的疾呼。实际上，“各产业部门又复走入惨淡的景状中”。[25]新政之“少有令人满意之良好成绩”、“日暮途穷”，[26]或说它“必然地而且事实[上]已走到牛角尖中去了”，[27]或说“复兴计划的骨干”——通货膨胀政策“加强恐慌的病势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28]或把复兴计划中的减耕毁田视作“摧毁生产力以保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好例”，[29]皆是常常见诸报刊之论。章乃器写道，“资本主义的英雄罗斯福”进行的复兴计划，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而呈崩溃的惨象中出现的“步步为营”的挣扎之一，其救济政策“必然是‘剜肉补疮’”，“釜底抽薪的办法，恐怕只有制度根本的改造”。因为，“资本主义一日存在，剩余价值一日存在，矛盾必然是日趋尖锐。一切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都表现出来是徒然。”[30]

　　马星野在年12月16日从美国寄回的一篇通讯说，新政的最大原则是以国家权力“来整理已趋崩溃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即“由经济之改造，而达于社会制度的刷新”。但美国是个人主义的大本营、资本主义的老巢，结果数月以来美国民众对新政“渐渐有厌恶之感”。这是“国家干预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的冲突点”。[31]郑林庄剖析道，“美国人现在憧憬的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金银财宝，他们拜的不是代表公道正义的上帝，而是财神”。然而，山姆大叔能“经大医士罗斯福的妙手回春，日渐强壮吗？这又不尽然！”“病人的性命摆在他手里已整整6个月了，他已向病躯不知打了多少强心针，可是病人仍是不见好也不见坏。”其病根在于，美国高筑关税壁垒，“就等于往自己的绳索勒得愈紧”。但罗氏“舍本而求末”，对国际协调无根本诚意，“而国内枝末小节则不惜下九牛二虎之力”，“左冲右突，到处碰壁，真是‘张天师捉鬼，反着了鬼迷’”。[32]用马星野的话说，蓝鹰运动“不是全无成绩”，但“难于乐观”。它只算是把现有的饭碗拉得大些，把有限的饭化成了糊，使少数无饭吃的人也有喝粥的机会，但先前吃饭的人现在也只好喝粥了。“照这个趋势下去，美国的生活标准，有降低之虞”。[33]马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重申，“两年以来，美国的贫富不均，只有加重，而无减轻”。复兴运动，“救工救农，既无成效，救穷救苦，也没有什么事实上可称许之处。”产业复兴运动“已正式被认为是一种‘试验与错误’了”；[34]而罗斯福的救农政策，即缩小耕地面积、使农田放荒式的“生育节制”，“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经济的畸形现象之畸形补救了”。[35]有篇评论写得很有趣：罗斯福是骑在“产业家”和“消费者”这两匹不肯往同一方向走的马上，并“专心致志”地朝着产业家走的方向突进，但“仅仅迎合大产业的利益而毫不顾虑消费者利益”，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这个政策的发生破绽，是明若观火了”。该文的结论是：“只要在资本主义的圈内，是找不到健全的统制政策的”；“不首先改革现存的经济制度，不消去这一些冲突与矛盾的根源，价格统制就根本谈不上，价格统制尚谈不到，而要期待健全的复兴，那只能是痴人说梦，戛戛乎难的！”[36]

　　刘安常认为，罗斯福救济美国恐慌的方针，以治标论，“尽善尽美”，但对于根本救治，“恐尚无若何功效可言”。[37]马星野在年发表了更尖锐的观点。他把新政看作是区别于社会主义苏联和希特勒德国而走的使资本主义得以苟延残喘的一条“最滑稽，似乎最愚蠢的”路子。“两年来美国的产业复兴运动，乃是一幕很矛盾，很迷乱的把戏。如果我们拿社会主义做经济演进必趋的阶段，则美国的蓝鹰运动，是向前进半步，倒退两步。如果我们假定认为维持资本主义的安定，是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则美国两年来的努力以赴，只是团团转，枉费了几万万元金钱，而像孙悟空翻了多少筋斗，依旧留在不安定，恐慌，失望的手掌上面。”可以说，美国经济“经过两年没有成绩的统制，无结果的试验，无办法的管理以后，现在又重走死路，替资本主义掘坟墓了”。事实上，这种“半死不活的资本制度”“正在急速的崩溃着”。[38]一年以后，马氏承认最恶劣的经济风潮是过去了，美国经济呈现“曲线的上升”，但更强调指出，其病源依旧没有除去，失业构成了美国经济的“痼疾”，农民“寄生虫化”是美国经济“绝大之隐忧”。目前的繁荣“只算是回光返照，或者是海市蜃楼”；“我们不能因为美国产业界暂时的欣欣向荣现象，而忘记了资本制度内在的毁灭因素”。论出路，按照作者的观点，“美国需要一个无血革命”。[39]钱亦石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罗斯福的新政失败了！这不是罗斯福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失败。尽管罗斯福还想继续挣扎，我敢说，资本主义决不会从他的手里挽救出来。”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失去原有的健康了”。[40]

　　区别于上述否定性判断，也有一部分文章对罗斯福新政持相对肯定、乐观的评价。

　　还在罗斯福年就任总统之初，即有人说，罗氏“实抱有打开美国不景气之雄心”，且“不能不承认罗氏之前途乐观矣”。[41]向理润表示，工业复兴法自积极实行以来，“成绩大著”，复兴计划“前途大放光明”；说美国可重入繁荣之途，“亦非毫无根据之谈也！”[42]向氏在回顾年美国概况时称：“年在美国历史上当然是极有意义的一年”，新政自推行以来，“再接再厉”，“百废皆兴”；“美国经济复兴已露一线曙光”。就是说，“美国经济因罗斯福的医治，已脱离危险时期；今后经济复兴已到另一阶段了”。[43]两年以后，沈惟泰写道，“美国财政渐入佳境”；罗斯福政府“所唱‘欢乐复临此间’之歌调，现渐实现。目前美国之商业，渐见旺盛，其盛况为前所罕见”。[44]

　　还应提到，张仲实年中在估计世界经济现状时有过一番不无独到之处的议论，虽非专指美国，但亦颇含意味。他写道：虽说仍有一朵黑云笼罩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前面，但就一般形势而论，年爆发的周期性经济恐慌“行将慢慢地局部地克服”。他说，“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有许多自命‘左倾’的人，他们常以为在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便没有丝毫发展的可能，以为既是特种萧条，当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绝没有再走向起色的希望了。这话听起来似乎是很革命的，其实是机械论的观点”。[45]

　　不言而喻，这些相对乐观的评价在30年代中国人的罗斯福新政观中，只是一种微弱之音。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末运”、“失败”等否定性的评说。从今天的立场来看，这当然有相对妥切与偏颇之别。但是，五十年前，独持己见的各家，论说纷纭，这是其独立思考的反映。较之大同小异的众说一辞，或许更有其积极的思想蕴含，未尝不有历史的合理性。

　　当时之所以出现对新政持否定性认识占主流的思潮，恐与以下因素不无关系：首先，那时人们多以为资本主义已处于垂死的境地，这是对时代的定性。其次，对资本主义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多持否定态度，是当时经济学界所首肯的。再次，苏联的兴盛构成了资本主义面临大危机而挣扎的强烈反差，这是一个外在的强刺激。最后，罗斯福新政在推行过程中的确也出现了一些当时尚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给人们的思考带来了困惑。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当时新政正在进行中，是一个空前的社会历史运动；与这一运动进程同时展现的认识，无疑局限颇多。只有当它成为历史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本来面目才会显露出其真实；人们的认识逐渐廓除某些有时候情感因素很浓的色彩，主体与客体的融会才会更加成功。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对30年代中国人对新政的评说，恐亦应作如是观吧。

　　三

　　如何分析罗斯福新政的性质？或者说，新政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还是这三者或其中两者的结合？抑或哪一样也不是？从现有的资料看，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也不一致。

　　第一种观点认为，新政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但其实质仍是挽救资本主义。马星野等为代表。

　　马星野早在年初即提出：美国的新政“又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又要以国家援助产业，又反对由国家来经营产业”。[46]他旋即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复兴运动“又不是资本主义之反动，又不是社会主义之革命，因其不是资本主义反动，所以资本家不勇于合作，而失业问题不能解决；因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当局无立刻实行通货膨胀之勇气，而负债问题，农民问题，仍不能解决”。[47]原来，它“根本上是为保全资本主义啊！”[48]针对罗斯福向全美银行发表的一次演说，马星野叹曰：“其实罗斯福政策，新政的方向，根本说不到什么转变或左倾右倾”。罗斯福原本没有什么一定信仰和主张，其办法“没有和谐，没有一致性”；“他根本谈不到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他只配称作机会主义者”。[49]潘楚基概括道，罗斯福的一切经济政策，“彻底的研究，本来是为着修改资本主义的若干缺陷，挽救资本主义的垂危命运，最后的利益还是归于资本家”。[50]姜君臣指出，罗斯福其实并未“右倾”或“左倾”，他所考虑的不过是如何维护“整个布尔乔亚政权的安全”。[51]后来，马星野相当完整地表述了这一观点：“罗斯福总统配不上做个社会主义者，他不愿做个独裁家”，“至多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新政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续命剂。罗斯福没有存心推翻现行的美国社会经济制度。他的新政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及挽救美国传统的私有制度及竞争制度”；“新政并不是为某一个特殊阶级谋利益，也不是要把资本制度，连根掘起，新政只是把资本主义已锈了的车轮，磨得光些，使其再能转动，这是资本主义的还魂剂，不是资本主义的致死药”。[52]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政是“经济的法西斯化”或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章乃器等主此说。

　　在章乃器看来，“大量生产”和“剥削劳动”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的两个原则，美国的复兴运动“在理论方面唱得顶顶动听”，但它是“经济的法西斯化的一种方式”，同样削弱中小资本的势力、榨取一般剥削者、剥削劳动者。“改良主义者对于罗斯福之期望，本来是利润之合法的消灭，借此很和平的走上社会主义的领域。而结果呢，是‘适得其反’吧？”[53]钱泽夫写道，“说得更精确些，罗斯福和美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正在替法西斯主义廓清一条康庄大道”；罗氏用了各种改良主义言辞，厉行其新政，“巩固他的独裁”及其“准法西斯政权”。[54]有一篇文章说，对罗斯福的复兴政策，“我们早就看透了的。它是使用着民主主义的社会的漂亮的术语，由国家强制‘阶级协调’的形式，取得社会法西[斯]们的热心的协力，使劳动者阶级完全服从金融资本的独裁的一种尝试”。[55]潘楚基的见解有独到之处，他在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论述说，新政在其实施初期“实倾向于法西斯主义”，但到年，它转变为“进步的性质”，即“变为民主主义的倾向”，并且其前途是“进一步走向民主主义”。[56]

　　第三种观点认为，新政不同于共产主义，亦有异于法西斯主义，是“富于民主精神之经济改革政策”。刘安常等持此观点。

　　据刘安常分析，罗斯福救济恐慌的第一要着，是“重新分配财富，以免不均之患”。其具体办法，在贫民有救济，在富人增加应纳之税，并移作救济贫民之用。但其均富政策，“仍完全遵守私有制度，不过使私有财富分配较平均耳”；“与共产并不相同”；“不独新政非社会主义化，对于美国政治制度[亦]毫无摇动之影响”；它“不独异于共产主义，而对于法西斯主义亦不相同。承认私有制度，此固与共产主义不相容，而发扬劳工权利，则又与法西斯主义相异，故罗氏之新政，实为特异而富于民主精神之经济改革政策，无论其对于经济恐慌挽救之效力如何，而亦有其试行之价值”。[57]张一凡也曾指出，新政与希特勒主义不同，后者以大地主及封建势力为骨干，前者以大工业及成熟的资本主义做主体。[58]

　　第四种观点认为，新政是介于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统制经济模式。

　　有一篇文章写道，目前世界上流行着两种不同的统制经济，即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法西斯主义的统制经济。“美国的复兴运动，是介于这两者中间的统制经济，讲到它的经济方面，它是取法于俄国的‘大实验’；讲到它的政治方面，它是模仿意大利的独裁。不过在实质上它完全是资本主义的”。[59]有意思的是，程锡庚在预测年世界发展趋势时甚至说，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将“渐次融合”；“在资本主义之国家，均已盛行社会主义”；“美国以资本主义立国，但经济复兴计划中所采用之方法，如统制生产，强迫作工等，实与共产主义之苏俄相似。”[60]

　　第五种观点认为，新政是中产阶级协调论的实践。张金鉴首倡此说。

　　张氏论证道，根据罗斯福历来言论与主张，其根本的经济哲学为中产阶级（MiddleClass）之经济协调论。“彼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各社会阶级以合作互助之精神为共同一致之努力，使各阶级之经济利益达于均衡及调和状态，以期国家繁荣之复现。彼不赞成资本家或劳动者任何一方面之极端主张，其根本精神乃在就两派之意见而折衷者也”。据此，“罗氏之政策一半为资本家谋利益，一半在为劳动者谋幸福。折其两端，取其中道，实完全中产阶级之一种经济调和论也”。[61]此外，邓照藜曾谈到，虽说新政的缺陷“是免不了的，而且也是免不了受人的批评与攻击。但就利益均沾的意义上来说，受了利益的究竟还是多数的国民”。[62]此论多少与张氏之说有相通之处。

　　除以上五种代表性观点外，也有的学者提出了别的看法。如何义均尝言：罗斯福总统的经济复兴政策，表面上是要求解除当前的危局，但其政策的精髓还不在此。“从理论方面观察，至少有三种不可忽视的倾向：（一）国家经济主义；（二）极端个人主义的放弃；（三）社会利益的重视。”[63]对这一见解，不宜忽略不记。

　　可以看出，以上诸家之言，皆不无或多或少的道理，虽然有的论证尚属薄弱，有的稍嫌片面，但亦不乏有立论深刻者。新政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也迥异于法西斯主义。它的确是资本主义，但肯定不是大危机前的资本主义了。新政已经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部分质变，用现在通行的说法，即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四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之废除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等新政立法以及罗斯福为此而提出的改革联邦最高法院的计划及其双方的斗争，是罗斯福新政研究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问题。我国舆论界当时对此也至为 　　当时人以为，最高法院之把“新政的核心”——复兴法规判为违宪，“实予罗斯福政府及其新政以莫大打击”，无异处新政以“死刑”。可见，“美国复兴问题，前途荆棘尚多，罗斯福新政或将功亏一篑也”。[64]有文章说，经此判决，“两年来努力所织成的经济控制网”，顿时完全失效，这实即要中央政府放弃干预产业之权、而重返自由竞争之状况，逆世界经济趋势“开倒车”，这无疑是“很反动很危险之事”。[65]王赣愚著文称，联邦法院的法官们“依照私人的成见和信仰”，对新政各案作出了“莫可思议的”判决，“不但敌意破坏精细远大的复兴计划，而且抹杀现代复杂社会中立法程序之必然的趋势”，它“惹起整个社会的不安宁”，“变成扰乱社会秩序的主动机关了”。[66]对联邦最高法院口诛笔伐，是当时的主要反应。

　　马星野评论罗斯福的改组联邦最高法院计划道，这“不是简单的法院制度问题，是有关于美国全部政治制度的问题，这不仅是政治问题，而[且]是有关美国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以至于文化全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美国或前进或落后，或迎合时代潮流或开倒车的问题”。最高法院作为“反动势力的代言人”，借其宪法解释与违宪判决权，“行司法专制之实”，即“替资本家完成财阀专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能不能改组，乃是美国能不能现代化的关键所在”。[67]因此，“为避免美国走上更危险的危境，最高法院，实有改组的必要。这是进步的潮流所使然，不能加以阻遏的”。[68]何义均议论说，美国最高法院宪法解释权的“范围太广”，“发生流弊的机会特多”；甚而至于“在一个法治的国家，竟然蹈人治的覆辙，使一二人态度的改变而能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是很危险的现象”。罗氏司法改革系新旧势力的对垒。[69]由司法改革还涉及到如何看待美国宪法的问题。如储玉坤断言，“由美国社会的实情看来，年的宪法决不能适应现代的需要，而且部分的修正，也不能解救美国现时的急难”；“美国想渡过这个空前的经济国难，非把美国宪法全盘改造一下不可”。[70]

　　杨宪昭与上述观点有很大差异，他认为，罗斯福年2月5日在国会所提的改革最高法院案，是“对司法独立宣战之动员令”，“这是司法独立与行政独裁之正面冲突”。罗氏之欲征服司法机构，“就是造成行政独裁！”即使罗斯福的计划能有良好结果，但“所得的收获，也不足以补偿危害司法独立与破坏宪法精神之损失”；其改革最高法院案，“实无立足之地！”[71]

　　说罗斯福推行新政是搞独裁者，尚不在少数。早在年夏即有报道说，罗氏为应付严重时局而取得非常权力，全国工、农、商及货币、关税悉受总统节制，“无形之中，不啻造成一逖克推多”。[72]又有人报道：年，美国政治的最大特色“过莫于总统权力的膨胀”；罗氏大权在握，“俨有形成独裁的趋势”。[73]胡愈之在年底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所谓“民主国”，正在“一天天走上独裁这条路上去”。他以是年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为例说，这“与其说是美国人民拥护现政府，还不如说是罗斯福的独裁政策，得到后台老板的赞成，更来得适当”。[74]还有的明确肯定罗斯福“是实际上的独裁者”，[75]或称他至少“是要打开一条美国政权强力化的出路”。[76]葛受元认定，罗斯福第二次当选后，美国政治独裁的趋势“愈形浓厚”。[77]有人甚至说，罗斯福“大张‘经济统制’之新旗帜”，不仅采行“中央集权主义”，而且“索性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效法墨索里尼，希特勒涉武，而为独裁主义者”。[78]。

　　当然，对以上说法也有持异议者。如王赣愚强调道：罗斯福之“实行暂时的独裁统治”，是以挽救经济危机为目的，“若计不出此，则反逼迫美国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途径”。罗氏委任立法权膨胀与法西斯国家行政权的强大，其实“相异其趣，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第一，罗氏运用“独裁权”，专求经济繁荣，而不故意伸张权力致违反民主政治的精神；法西斯独裁无非欲推翻或变更现行政治组织而建树其制度。第二，罗氏之“独裁权”全为国会所赋予，终不能违背国会授权的本旨；法西斯独裁的产生则基于非法的篡夺、政变。[79]邓照藜总结蓝鹰运动时曾说，“罗氏之统治精神已经博得大众的绝大的支持，而且这种精神陶醉在美国国民的胸怀中成为一种革新主义的思想了。这种背后获得了大众支持的强力政治，既非共产主义，也不是法西斯主义，而乃是美国人所自夸的真[正]的德谟克拉西！”[80]这种由表及里的升华之论，不无可取之处。

　　美国历史表明，罗斯福与联邦最高法院的斗争，是输了一次战役，赢了一场战争；罗斯福扩张了行政权，开“帝王般的总统”之先河，然而，美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依旧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不是法西斯独裁，或者其他。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前述观点，当然亦有不尽全面之处，但作为思想真迹的流露，至今仍不乏可玩味之处。

　　五

　　白银政策虽不如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在美国复兴运动中所占的地位那么突出，然而，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政论界的反应而言，它却更为重要得多，也更为引人注目。诚如萨师炯所言，罗斯福新政对中国影响最大者“殆莫过于白银政策”。[81]

　　自年12月罗斯福批准白银协定、宣布提高银价计划以后，中国舆论“群相惊骇”，白银问题成为议论纷纭的中心题目。马寅初谓：银价提高，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实利多而害少”；[82]刘振东亦称，银价之相当提高对我国“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弊”。[83]朱偰的观点则不然，“银价果能提高，其影响于中国，盖害多而利少”；[84]方钟征也对所谓银贵于我有利的说法持有异议；[85]胡善恒认为，美、英等若是单独提高银价，这对于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人民不啻是“既夺其衣，复剥其皮而剐其骨”。[86]这两种看法，显然多有抵触之处。这是大规模论争的序幕。

　　年6月，美国通过购银法案，8月突然宣布白银国有政策。受此刺激，世界银价“扶摇直上，一日千里”。[87]由于中国是银本位国，而且自己不能产银，致使货币大权“操于人手”，“宰割由人”。[88]故美国白银政策的直接受害者“莫过于中国”，“我们今日金融市场信用的萎缩，流动资金的缺乏，生产事业的没落，国民经济的动摇，大半的原因可说是受到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89]按当时的舆论，一言以蔽之，“中国空前的经济国难，大部分是受美国银政策之赐的”。[90]广泛的讨论正式开始。

　　那么，美国白银政策的意图是什么呢？

　　叶秋写道，银价涨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是算什么重大的”；罗斯福之接受白银政策，只是为了推行其新政而对银派“作怀柔之计”。由此观之，美国的白银政策并非经济问题，而是政治与财政问题，“政治问题实居七分，财政问题三分”。[91]马寅初说，美国提高银价，“纯为本国银矿商谋发大财”；[92]此外，还有“垄断世界金融之大权，借此执世界盟主之企图”。[93]与上述观点不同，有人强调指出，美国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吸收我们的现银，而是“扩展中国市场”；提高银价，是“美帝国主义向中国半殖民地进攻的新式武器”，是“向中国经济进攻的一个新步骤，国人若不站在整个国民经济独立的立场，力谋自救，而只禁白银出口或征收白银出口税，那便是舍本逐末了”。[94]

　　章乃器认为，许多人对美国白银政策的认识是错误的，或是不够深刻的；不能说这只是为了取悦“银派议员”，其终极目标“是在取得中国的货币权，甚至要控制南美和远东方面采用虚本位制各国的货币权”。[95]钱亦石表示，“我们固然不可说美国终极的目的，是想把中国白银挤干，但也不可说美国原来的希望，只向中国多吸收一点白银而止。他们最大的阴谋，在借白银政策的压力来控制中国的货币权”，即逼迫中国投到美元集团之内。[96]李权时把银派议员购银政策的动机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巩固其国内政治地位；第二，救济其国内银矿主的利益；第三，“摧残我国的新兴工业并破坏我国因采行银本位之故得避免世界经济恐慌之利益耳”。[97]李应兆亦说，美国实行购买法案，“是假提高中国人民的购买力的名，而行操纵中国货币之实”，即“压迫中国”，使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98]对美国所谓白银政策是增进中国购买力之说，舆论皆视之为“巧于辞令”、[99]“荒谬绝伦”、[]“是骗人的”。[]此外，还有的把美国白银运动的目标说成是：（1）建立新的通货膨胀程序，是治疗美国经济减退的“吗啡针”；（2）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为着将来的战时财政奠下一个基石。”[]

　　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有何影响呢？

　　当时的文章，或强调其利，或论述其弊，或折衷合之。不过，总的说来，还是以考察其弊为主。有的认为，这是美国对华“经济的侵略”；[]它对中国直接的最大弊害是外货倾销，“摧残中国的幼稚产业”。[]刘振东指出，美国提高银价，不仅我国工业“因不能竞争而自然衰败，即农业社会，亦将因外粮之压迫而破产矣”。[]马寅初痛陈道：美国提高银价，“首先受其恶影响者厥惟我中国”，工厂倒闭，农村破产，“社会尚有安宁之一日耶？”“其危险恐不可以言语形容也”。这位声名洋溢的经济学大家叹曰：“我为鱼肉，人为刀俎，可怜亦复可恨”。[]杨荫溥具体论证了白银政策对我国金融、产业及国际贸易的不良影响，其中说，“已濒破产之农业，既无复兴之望；日就衰落之工业，更有崩溃之虞”。概而言之，“在银价压迫之下，农村崩溃，工业没落，整个国民经济，且濒于破产。”[]

　　不仅仅如此。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钱业公会、上海市商会联名上书中国财政部，内云：自海外银价上涨以来，我国内地生银纷纷集中上海，复由此流出国外。其数目之巨，与日俱增，以致内地金融枯寂，百业凋蔽；长此以往，诚恐富源日竭，影响金融，国计民生，交受其害。此种现象，应设法防止，以保富源，而维邦本。[]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在其向美国递交的强硬抗议照会中也称：银价上涨使中国货币减缩，此决非中国政府所能容忍者。[]有人形容白银源源外溢后，连当时远东最大的市场——上海，也“一时顿成悲惨的世界”。[]

　　美国白银政策之加害于中国，还有其他严重后果。《新闻报》社论说，自美国实施白银政策以来，中国重蒙不利。但若中国金融极度混乱局面之展开，“将使我国农工商各业完全崩溃，社会购买力之消失，即无异美国自毁其远东市场”。[]《申报》社论更进一步：“假使购银手段之白银流尽，中国币制上势必有一大波澜，此不仅于中美贸易之发展为无益，或竟因此而将于数年来中美亲善之前途，投一暗影亦未可知”。[]《大公报》的社论则从经济、政治危机的角度写道：“美国收买白银之手段，使中国遭逢一种空前之困难，其严重性，殆不下于失土辱盟。且美国以此种手段，将中国之整个购买力摧毁，遑论商务之发展，经济政治互相关联，有如一环。美国经济政策贻害中国者，严重至此，寝使中国几有被压迫而在政治上别求蹊径之势。此种危机，吾人更望炯眼之美国人士不予忽视也”。[]这些用血泪铸就的文字，可谓如泣如诉，情理并至。

　　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应付残局呢？

　　学者们贡献了形形色色的答案：征收银出口税；禁止现银出口；收买市面余银；统制国内货币；管理外币汇兑；改行金本位制；实施保护关税；推行国货运动；提倡节约运动；努力发展产业。[]我们不妨具体看看如下几家之言。

　　相当多的人意识到，要阻止白银外流，须谋求贸易入超的减少及国际收支平衡，故应统制贸易，阻止外货倾销，一致提倡国货。当时人认为，“现银之流出，其根源乃在对外贸易之入超”；[]保持准备金之“枢纽”“固在能否统制贸易以减少入超”；[]在这种情况下，“欲谋彻底之补救，确似非采取积极之纸币政策，其道无由”；“实行纸币停兑，始能统制国际贸易；实行统制国际贸易，始能减少贸易入超；确能减少贸易入超，始能仍保存现银为我所有”。[]潘仰尧说，根本问题是减少入超。“无论如何，只要入超存在，白银外流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只有从国货工业方面去救济，只有一致提倡国货，使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地位巩固，才是根本之图”。[]

　　还有的人从更深的层面对问题作了讨论，这是应予特别注意的。孙怀仁指出，征收银出口税与平衡税，即“人为的软禁白银于中国”。但是，“专依币制变动不能救中国经济颓势”，这是由于中国的产业与经济有“先天的缺陷”。[]有的文章进而一语中的：“倘使政治不可避免地趋向殖民地化，经济的独立是不可能的。覆巢之无完卵，那[哪]里还谈得到经济独立呢？这是我们应当觉悟的！”[]还有一篇评论也颇深刻：美国提高银价之弊害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无法制止输入，无法奖励输出，无法禁止白银外流（……），更无环境以滋养产业”；中国购买力之衰退与渐趋消失，并非由于交换手段跌价之故。这是时下中国被榨取着的半殖民地经济组织下所必然遭遇的厄运，“而实质的原因，乃在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双重剥削之下，普遍的得不着交换手段”。[]出路何在呢？中国经济前途，“除了争取中国民族独立以外，殆无他法！”[]这就是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结论。这结论，亢奋有力，掷地有声。这又何尝不是正直的中国人的自觉与选择？

　　美国推行白银政策，将其危机转嫁于孱弱的中国，催化了中国的危机。但祸福相依。或者说，有危机，就有存与亡的潜在挑战；有挑战，就得有应战；而这首先就伴随着知识界的思考与反省。以白银问题而论，为挽救危局，除政府方面不得不谋自卫之策[]外，对这声势浩荡的舆论潮的冲击，又怎能低估其精神的价值呢？

　　六

　　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总统，这在美国没有先例。我国学人指出，“八年来罗斯福之奋斗，新政之成就，实为构成罗氏三度连任之基础”。新政的政策有为劳动者谋利益的，有为企业家谋利益的；有属临时补苴的，有含有改革意义的。“新政本身并非建设在一个有全盘计划的前提上面，更不是单纯[为]某一部分的利益，反之，乃为全体国民间的相互利益”；“其处理问题颇称周密，含有较为复杂之原理及对于施行经济制度修改之勇气”，“与胡佛之简陋政策相较自有上下床之别”；“其成就不如预想之高，但亦非如反对派所评之一无是处”。一般说来，新政在罗氏第一任期内成就较大；年后，“新政继续审慎地推行”，但“旅进旅退，始终未达到理想的繁荣”。今后罗氏殆将现行经济程序而代之以战争经济程序。[]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顷近尾声的年，罗斯福四度蝉联总统之职。这在美国，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绝后的。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罗氏是“反法西斯的民主斗士”；他之四度当选，“是美国人民的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欢迎罗斯福总统四度当选”。[]有一篇文章开门见山：“罗斯福的第四度当选，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真理：‘谁要能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谁就能得到胜利’”。该文回顾说，新政是“一些带着改良性质的”、“温和而审慎的改良方法”，它挽救了美国濒临“崩解的局面”。可以肯定地说，罗斯福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第一个企图觅致一条在资产者和人民大众中间比较能够合理妥协之路，“虽然他是以资产阶级的‘救世主’和‘骑士’的姿态出现，但对于那些食利者的不义行为，他采取了一些抑制的方法”；他已经把民主政治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是逐渐把政治民主发展到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各方面”。[]总之，罗斯福政府虽然并非同大企业集团完全无关，但其新政“大体上是比较站在轻工业和不受垄断组织所指挥的企业方面的，也是比较的对工农采取友善公正的态度和政策的”，他代表的是“开明的资本主义”。[]还有的甚或说，罗斯福的政策“基本上是人民的政策”，他的胜利“是‘人民世纪’的光辉体现”。[]

　　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猝然辞世。中国进步舆论震惊之余，痛悼不已。与此同时，对新政也有了新的认识。

　　《新华日报》社论说，罗斯福从一开始执政，就本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争取自由的精神”，“用大无畏的精神推行新政，他用提高人民生活，扩大人民购买力的政策代替了帝国主义式的对外经济掠夺，他度过了危机，安定了国民生活”；[]《解放日报》社论、《群众》时评说，“罗斯福总统的伟大建树，不但表现在国际外交政策上，而且也运用在处理国内问题上。自从新政实施以来，例如社会安全法，全国劳工关系法，工资与时间法等社会改革，在美国现存的制度下，对于广大美国人民与工人是有着一定的利益的”。此外，还借用美共协会副主席丹尼斯的话说，“美国历史上从没有像罗斯福政府那样给工人、黑人和一切民众力量以这样大的组织自由和政治权利”。罗氏在美国是“一面民主的旗帜”。[]

　　金兆梓视罗斯福为“全世界古往今来最成功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年执政后，以大无畏的精神拯救美国，措置裕如，“将他那复兴美国经济的新政一步步付之实施，毕竟将占全美国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救拔出来”；他有伟大的胸襟与理想，体现了“人我一体”的伟大精神。[]乔冠华年4月在《新华日报》撰文说，“诚然，新政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但是，不要忘记，12年来美国的工人阶级和黑人从罗斯福总统手中所得到的经济保障和政治权利比从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总统手中所得到的都多，这还不够说明罗斯福总统的对内政策是一种高度民主进步的政策吗？”[]华民的评论不无代表性：罗斯福受命于危难之际，领导美国从经济危机走向稳定。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是没有经济上的民主的，但新政“却灭杀了经济专制主义者的气焰”，“把美国引上了立宪经济的道路”。新政救了美国。[]

　　曹未凤写道，新政在当时虽受到多方面的抨击，甚至有人称罗斯福为独裁或共产党，然而，它“把美国人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重建起来”，其贡献与罗氏之功绩“在今日却已成为不可抹杀的史实了”。[]费孝通认为，罗斯福“不但在美国是代表着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甚至在全人类的历史中也代表着一个新世纪诞生的消息”，这是他从美国与世界新旧交替这一时代背景中对罗氏所作的评价。罗斯福对美国以及对时代的贡献，是提出了“一个居中而略偏于左的新路线”，在美国传统的精神和制度中加强个人企业的社会责任，即造成自由、社会责任和政治民主的三位一体化。“我们得感激罗斯福，因为他找着一个最温和而且代价最小的来解决现代社会秩序中矛盾的方案。当然每个国家有他[它]特殊的方式。可是若是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不虞威胁，不虞匮乏，信仰和言论有充分的自由，则我们不能不承认，不论各国解决这共同的课题的方式怎样不同，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费氏以社会学家的眼光透视新政，自有其深刻之处。陈光泽把新政12年的路线总结为“人道主义”和“居中偏左一点”。“新政完全不是社会主义；不过是要把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寡头政治的工业界而已”；“新政所表现的是联邦集权趋势的加速发展，但我们不能就说联邦集权已经减灭了各州或地方政府的地位，甚至说美国脱离民主政治而倾向独裁”。新政给予美国的改变与扩充，较之以前年间的改变和扩充更多、更大，但这都是在“向民主自由的路上迈进的”。[]陈文是罗斯福逝世后中国学者发表的专论新政之作，以它盖棺而论定，不是没有理由的吧？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美国史专家刘祚昌教授在回顾其学术生涯时谈到，他年从四川大学毕业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当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举世闻名的风云人物。在我的心目中，他成为反法西斯、争取人类自由的象征，因而他赢得了我的崇敬。同时，他的对内政策，特别是他所实行的‘新政’，也引起了我对他的好感。那时，我对共产主义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天真地相信‘新政’，是解决各国政治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是歧路彷徨中的人类的最好出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在着手毕业论文时，我决定选择了《罗斯福的新政》这个题目。这是我研究美国史的开始”。[]新政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大学生的人生走向，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坦诚的心路历程，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当时甚多青年知识分子心态的一个真切的缩影。此段口碑资料，篇幅有限，但弥足珍贵。

　　概括说来，较之30年代对新政以否定性评价为主的思潮，我国政论界40年代的新政观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即相对更为全面、客观和冷静得多。有的富有启发性；有的已接近科学的认识；有的提法至今仍不无参考价值。

　　其所以发生如此转变，是与以下因素分不开的：第一，在“战争大夫”取代“新政大夫”之后，新政已大体完成了其历史运动的过程，使人们得以回顾与总结其得失、成败与经验、教训。第二，美国毕竟实现了繁荣与稳定，而这无论如何又是与新政密切相关联的，这一客观事实不能不制约人们的主观认识。第三，在与法西斯的殊死搏斗中，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罗斯福成为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领袖，罗斯福与美国所独具的世界形象，也是中国学者对新政再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的炮火声中第一次结盟而成为友邦，这一国家关系的转变不能不影响人们对新政的评断。

　　七

　　从年到年，中国人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介，论说不一，沸沸扬扬。前后不同时期的价值判断，固然差异良多；即便是同一时期，见诸报刊之论，其实亦不尽一致。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新政观随时而迁，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的认识主要地还是在不断深化之中。我们在这里所考察的只是三四十年代中国部分作品的大致情况，尚不足以完整地反映其全貌。然而，我们由此至少可以发现中国政论界特别是知识界当初对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是现代美国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的世界历史地位，应给予科学的界定。这包括新政对美国以外世界的影响、扩散及反应。8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学家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成就卓著，为世人所瞩目。可是，对于新政在当时中国的反响这一很能体现中国罗斯福新政研究特色的重大课题，尚嫌重视不够。

　　罗斯福新政本身还直接刺激和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兴衰。美国白银政策就是突出的例子。而围绕这一问题而激起的舆论风潮，蔚然而为中国30年代中期最引人注目的经济学论战。据说年秋美国白银政策出台后一二年间，我国学人发表的关于币制、白银、金融论战之作，约有五六千篇。[]当时即有人提出，“国内学者，若能不避繁琐，一一汇集，参照当时一般经济背景，以及发表时间，加以分类整理，似可代表数年吾国经济思想之一般。且在今日视之极有意义”。[]然而，五十载风雨已逝，这一建设性意见迄今未受到应有的关心。掩卷而思，仍感慨无限。

　　三四十年代是极度动荡不定的非常岁月，世界如此，美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认真探索美国的一个重要阶段，举凡其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几乎莫不论及。其中，罗斯福新政是当时舆论的热点与重心，自然也是体现中国人如何看美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像对新政的研究这样问题如此集中、时间如此之久、涉足者如此之多来探讨美国的某一个侧面的现象，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在那以后也是不多见的。这为我们考察三四十年代美国在中国的形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因为问题讨论的先后有异，评介者的政治立场、学术素养和视角不同，三四十年代中国学人对新政的论说，自有深浅之分、正误之别。这是对任何问题的学术探索中都无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有那么多报刊发表了那么多人的那么多成果，这一事实除说明当时中国学界人士对罗斯福新政的重视外，也突出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世界的关切，同时也包含着他们对现实的中国的忧思。世界怎么发展？中国如何进步？这些严肃的问题皆深深地凝聚在论者的心灵深处，或者见诸其作品的字里行间。不能说所有的观点都毫无问题；也很难以用今天的政治立场来规范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各家之见。应该说，他们对当时世界与中国的思考大体上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忧虑、希冀与追求，至少是折射了其中的一个侧面。笔者认为，这种直面现实的学术精神，其主流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美国学的初步兴盛与健康成长，无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在20世纪80年代。然而，这并不否认中国人对美国问题的评介与研究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从鸦片战争前后“开眼看世界”思潮勃兴以来，对与中华文明和传统完全异质的美国便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兴趣凝聚点之一。无数文人学者，呕心沥血，孜孜求索，以迄于今。这是中国美国学史的大致脉络。学术的发展同样是一个自然的行程，人为的断裂或离异，是不足取的。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尚属有待拓殖的新领域，尽管它目前声名不扬，甚至连“灰姑娘”也不如，但其价值是无庸置疑的。在笔者看来，对这个课题的系统考察，还须假以时日，但有关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基本资料的积累，恐怕应该是当务之急。本文之选择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论界与罗斯福新政为题，其用意之一亦在于此。

　　注释：

　　[1]新政（NewDeal），已经是当时中国绝大多数论著的通译。不过，间或亦有其他译法，如“新政策”、“新措施”、“新奋斗”等。

　　[2]主要是由于受篇幅限制的缘故，本文有意识地没有探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所撰述的有关著作及其见解。对这一方面有关代表作及其观点的考察，笔者将在《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罗斯福新政观的再回顾——试以有关著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一文中专门加以论列。

　　[3]刘觉民语。参见《时事月报》，第7卷第3期（年9月），第页。

　　[4]孙怀仁：《年世界经济之回顾》，《申报月刊》，第2卷第1号（年1月），第21页。

　　[5]胡善恒：《世界经济会议开幕之前列国经济状况》，《时事月报》，第8卷第6期（年6月），第页。

　　[6]周友仓：《通货膨胀政策与世界经济恐慌》，《东方杂志》，第30卷第3号年2月），第42页。

　　[7]叶作舟：《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检讨》，《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年5月），第30页。

　　[8]钱泽夫语。参见《世界知识》，第1卷第7号（年12月），第页。

　　[9]郑允恭语。参见《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年5月），第21页。

　　[10]潘楚基：《罗斯福之购金贬元政策》，《东方杂志》，第31卷第2号（年1月），第41页。

　　[11]同[7]，第30页。

　　[12]张一凡：《世界财政恐慌的现势》，《申报月刊》，第3卷第1号（年1月），第34页。中括号[]内的文字，系笔者所加，下同。

　　[13]郑林庄：《美国资本主义的展望》，《东方杂志》，第30卷第16号（年8月），第22页、27页。

　　[14]李迪俊：《罗斯福就任总统后之美国政局》，《时事月报》，第8卷第4期（年4月），第页。

　　[15]董之学：《美国金融风潮的原因与影响》，《申报月刊》，第2卷第4号（年4月），第4页。

　　[16]方钟征：《美国之绝大金融风潮》，《时事月报》，第8卷第4期（年4月），第页。

　　[17]郑林庄：《震动世界的美国银行休假》，《申报月刊》，第2卷第5号（年5月），第27页、31页。

　　[18]毛起鹒：《美国金融风潮之成因及其对策》，《东方杂志》，第30卷第8号（年4月），第5页、13页。

　　[19]乔智千：《美国经济复兴中重要法案之概况与检讨》，《中央银行月报》，第2卷第9号（年9月），第9页。原文标点一律用句号，本处引文笔者作了相应的更动。

　　[20]蒋星德：《罗斯福——美国之新总统》，《时事月报》，第7卷第6期（年12月），第页。

　　[21]张金鉴：《美国之经济复兴计划》，《东方杂志》，第30卷第19号（年10月），第59页、63页、64页。

　　[22]章乃器：《国际银协定的检讨》，《时事月报》，第9卷第3期（年9月），第页。

　　[23]许涤新：《美国复兴运动与资本主义之前途》，《东方杂志》，第30卷第19号（年10月），第70页、71页。

　　[24]刘觉民：《罗斯福的经济复兴计划与美国的经济控制政策》，《时事月报》，第9卷第4期（年4月），第页、页、页、页。

　　[25]酉钧：《罗斯福新货币政策的检讨》，《东方杂志》，第30卷第24号（年5月），第44页、46页。

　　[26]张金鉴：《日暮途穷之美国经济复兴计划》，《东方杂志》，第31卷第20号（年1月），第47页。

　　[27]学稼：《年世界形势的总推测》，《申报月刊》，第3卷第1号（年1月），第页。

　　[28]许涤新：《罢粜骚动与购买黄金》，《东方杂志》，第31卷第2号（年1月），第62页。

　　[29]许达生：《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回顾》，同上，第12页。

　　[30]章乃器：《世界经济的前瞻》，《申报月刊》，第3卷第1号（年1月），第27页、31页。

　　[31]马星野：《美国民众对罗斯福新政之反感》，《申报月刊》，第3卷第2号（年2月），第45页。

　　[32]郑林庄：《美国往那[哪]里去》，《申报月刊》，第3卷第1号（年1月），第44页、45页。

　　[33]马星野：《替蓝鹰运动算一笔总帐》，《申报月刊》，第3卷第4号（年4月），第66页。

　　[34]马星野：《美国复兴运动成败之检讨》，《世界知识》，第1卷第7号（年12月），第页、页。

　　[35]马星野：《罗斯福总统之救农政策》，《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年9月），第53页。

　　[36]麦园：《美国复兴政策往何处去？》，《东方杂志》，第31卷第15号（年8月），第44页。

　　[37]刘安常：《美国对经济恐慌之挣扎》，《东方杂志》，第32卷第20号（年10月），第47页。

　　[38]马星野：《罗斯福产业复兴政策的末路》，《世界知识》，第2卷第7号（年6月），第页、页、页。

　　[39]马星野：《回光返照中之美国经济》，《新中华》，第4卷第13期（年7月），第45页、47页、49页、53页。

　　[40]钱亦石：《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申报月刊》，第4卷第7号（年7月），第72页、69页。

　　[41]同[14]，第页。

　　[42]向理润：《美国恢复繁荣声中的经济复兴计划》，《时事月报》，第9卷第5期（年11月），第页。

　　[43]《时事月报》，第12卷第1期（年1月），第29页。

　　[44]《时事月报》，第16卷第1期（年1月），第33页。

　　[45]张仲实：《世界经济恐慌与景气之新阶段》，《新中华》，第4卷第13期（年7月），第6页、4页。

　　[46]同[31]，第47页。

　　[47]马星野：《美国经济之病态》，《东方杂志》，第31卷第5号（年11月），第5页、4页。

　　[48]同[33]，第66页。

　　[49]星野：《罗斯福新政又一转变》，《申报月刊》，第3卷第11号（年11月），第5页、4页。

　　[50]同[10]，第44页。

　　[51]姜君臣：《各国的挽救恐慌政策和苏联的计划经济》，《申报月刊》，第4卷第7号（年7月），第38页。

　　[52]马星野：《美国新政成绩之总检讨》，《新中华》，第4卷第17期（年9月），第2页、3页。

　　[53]章乃器：《世界政治经济概况》，《申报月刊》，第3卷第7号（年7月），第3页、4页。

　　[54]钱泽夫语。参见《世界知识》，第1卷第7号（年12月），第页。

　　[55]同[36]，第46页。

　　[56]潘楚基：《罗斯福新政之回顾与前瞻》，《东方杂志》，第35卷第19号（年10月），第9页、10页、12页。

　　[57]同[37]，第52页。

　　[58]张一凡：《一年来之罗斯福经济政策》，《申报月刊》，第3卷第3号（年3月），第70页。

　　[59]学：《美国复兴运动中的矛盾》，《申报月刊》，第2卷第10号（年10月），第2页。

　　[60]《时事月报》，第10卷第1期（年1月），第5页。

　　[61]张金鉴：《罗斯福之经济理论与工业复兴》，《申报月刊》，第4卷第3号（年3月），第41页、43页。

　　[62]邓照藜：《蓝鹰运动之实绩》，《时事月报》，第15卷第6期（年12月），第页。

　　[63]何义均：《美国法院之宪法解释权与罗斯福之复兴政策》，《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2期（年），第页。

　　[64]向理润语。参见《时事月报》，第13卷第1期（年7月），第36页。

　　[65]星野：《美国大理院之判复兴法规为非法》，《申报月刊》，第4卷第6号（年6月），第5页。

　　[66]王赣愚：《美国联邦大法院与新政前途》，《时事月报》，第14卷第6期（年9月），第页、页、页。

　　[67]马星野：《美国最高法院之改组问题》，《新中华》，第5卷第5期（年5月），第1页、5页、8页、7页、11页。

　　[68]马星野：《美国司法改革案之面面观》，《世界知识》，第5卷第12号（年3月），第页。

　　[69]何义均：《美国之司法改革案》，《时事月报》，第16卷第5期（年5月），第页、页、页。

　　[70]储玉坤：《美国宪法之修改问题》，《时事月报》，第14卷第4期（年4月），第页、页。

　　[71]杨宪昭：《美国政府往那[哪]里去——司法独立呢？还是行政独裁呢？》，《东方杂志》，第34卷第11号（年6月），第17页、20页、21页。

　　[72]李迪俊语。参见《时事月报》，第9卷第2期（年8月），第87页。

　　[73]向理润语。参见《时事月报》，第12卷第1期（年1月），第29页。

　　[74]胡愈之：《民主独裁和美法内政》，《世界知识》，第1卷第5号（年11月），第页、页。

　　[75]昆元：《欧美议会政治之没落》，《申报月刊》，第4卷第1号（年1月），第43页。

　　[76]钱泽夫：《美国政权的动向》，《世界知识》，第2卷第20号（年9月）。

　　[77]葛受元：《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回顾与前瞻》，《时事月报》，第15卷第6期）（年12月），第页。

　　[78]张金鉴：《罗斯福之新政党》，《申报月刊》，第3卷第11号（年11月），第59页。

　　[79]同[66]，第页、页。

　　[80]同[62]，第页。

　　[81]萨师炯：《白银问题与中国经济前途》，《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号（年7月），第66页。

　　[82]马寅初：《世界经济会议前美国经济政策与吾国经济之关系》，《时事月报》，第8卷第6期（年6月），第页。

　　[83]刘振东：《世界经济会议与中国》，同上，第页。

　　[84]朱偰：《银价变动之趋势与中国之对策》，《东方杂志》，第31卷第10号（年5月），第43页。

　　[85]同[16]，第页。

　　[86]同[5]，第页。

　　[87]杨荫溥语。参见《申报月刊》，第3卷第11号（年11月），第29页。

　　[88]马寅初：《美国之吸收黄金白银政策与我国之关系》，《东方杂志》，第31卷第8期（年4月），第56页。

　　[89]曾衍明：《新货币政策面面观》，《时事月报》，第13卷第6期（年12月），第页。

　　[90]叶秋：《美国白银政策的破绽》，《申报月刊》，第4卷第11号（年11月），第4页。

　　[91]同上，第5页。

　　[92]马寅初：《美国白银政策与我国之利害》，《时事月报》，第10卷第4期（年4月），第页。

　　[93]马寅初：《对于白银协定之意见》，《银行周报》，第18卷第9期（年3月），第5页。

　　[94]之学：《美国提高银价问题》，《申报月刊》，第3卷第3号（年3月），第1页、2页。

　　[95]章乃器：《英美在华的货币战争》，《世界知识》，第1卷第11号（年2月），第页、页。

　　[96]钱亦石：《美国白银政策》，《世界知识》》，第2卷第4号（年5月），第页。

　　[97]李权时：《美国白银政策之变更与中国》，《时事月报》，第14卷第3期（年3月），第页。

　　[98]李应兆：《最近世界银价的跌落与中国新币制之将来》，《东方杂志》，第33卷第12号（年6月），第66页、65页。

　　[99]马寅初语。参见《时事月报》，第10卷第4期（年4月），第页。

　　[]周宪文语。参见《新中华》，第2卷第5期（年3月），第9页。

　　[]钱亦石语。参见《世界知识》，第2卷第4号（年5），第页。

　　[]彭士彤：《世界经济总危机下的白银运动》，《世界知识》，第1卷第2号（年0月），第67页。

　　[]郑酉钧：《罗杰士之来华与白银运动》，《东方杂志》，第31卷第11号（年6月），第36页。

　　[]潘楚基：《美国之白银运动》，《东方杂志》，第31卷第13号（年7月），第38页。

　　[]刘振东：《银价与币制》，《时事月报》，第10卷第4期（年4月），第页。

　　[]同[92]，第页、页。

　　[]杨荫溥：《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之影响》，《申报月刊》，第3卷第9号（年9月），第23页、24页。

　　[]《时事月报》，第11卷第5期（年11月），第页。

　　[]《申报》，年9月30日。

　　[]刘凤文语。参见《时事月报》，第16卷第3期（年3月），第页。

　　[]《新闻报》（沪），年4月22日。

　　[]《申报》，年4月22日。

　　[]《大公报》（津），年4月24日。

　　[]据杨荫溥的概括。参见《申报月刊》，第3卷第9号（年9月），第25页。

　　[]马寅初：《评财政部之白银政策》，《时事月报》，第11卷第6期（年12月）。

　　[]若愚：《白银出口税与统制贸易问题》，《申报月刊》，第3卷第11期（年11月），第12页。

　　[]杨荫溥：《银潮中吾国纸币之现状及其应变政策》，同上，第37页。

　　[]《申报月刊》，第4卷第5号（年5月），第25页。

　　[]孙怀仁：《中国币值变动之研究》，《申报月刊》，第3卷第11号（年11月），第14、16页。

　　[]乃器：《经济恐慌中的危机与觉悟》，《申报月刊》，第4卷第3号（年3月），第1页。

　　[]静生：《评中国抗议美国白银政策》，《申报月刊》，第3卷第10号（年10月），第1页。

　　[]同[81]，第71页。

　　[]如年10月15日，中国正式开始征收银出口税，兼课平衡税；年11月3日，中国又开始全面实行新货币政策。有人尝言：“如果没有美国的购银法案之作祟，洵致全国白银将有被吸收殆尽的危机”，则币制改革“恐亦难以成功也”（李权时：《我国最近的币制改革》，《时事月报》，第13卷第6期，年12月，第页）。这是很有道理的。

　　[]罗仲言：《罗斯福经济政策之胜利——八年来美国新政NewDeal之回顾与前瞻》，《时事月报》，第24卷第2期（年2月），第22页、26页、28页。

　　[]香汀：《中国人民欢迎罗斯福总统四度当选》，《群众》，第9卷第22期（年11月），第页。

　　[]芦蕻：《民主世界的轨迹》，同上，第页、页。

　　[]舒翰：《美国大选前后》，同上，第页。

　　[]闻芝：《“人民世纪”的光辉体现——谈美国的大选和罗斯福的胜利》，同上，第5页。

　　[]《民主巨星的殒落——悼罗斯福总统之丧（社论）》，《新华日报》，年4月14日。

　　[]《哀悼罗斯福总统》，《解放日报》，年4月14日；《群众》，第10卷第78期（年4月）。该文既是《解放日报》社论，又是《群众》杂志时评。

　　[]金兆梓：《人类福星殒落了》，《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4期（年4月）。

　　[]乔冠华：《国际述评集》，重庆出版社，3年，第-页。该文最初发表时署名“于怀”。

　　[]华民：《民主巨人罗斯福》，《群众》，第10卷第7-8期（年4月）。

　　[]曹未凤：《罗斯福的世界观与中国》，《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7期（年7月），第5页、6页。

　　[]费孝通：《20世纪的危机与罗斯福》，同上，第15页、22页、23页。

　　[]陈光泽：《居中偏左一点——罗斯福新政12年》，同上，第24页、26页、30页。

　　[]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6年第2期，第36页。

　　[]赵兰坪：《最近吾国经济论战之回忆》，《时事月报》，第14卷第2期（年2月），第92页。

　　[]同上，第92页。

　　[本文原载《美国研究》1年第2期。选自杨玉圣著《美国历史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4年版）]

年11月12日下午，上海陆家嘴的很多金融人士手里都拿着厚厚的《21世纪的资本》(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一书，等待亲临中国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签名。

　　一时间全球街头巷尾的智识分子都在谈论这本书，好像阳光下真的有什么新鲜事一样。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似乎大家都感觉不到贫富一直在愈演愈烈的分化着，或者说一直装作不知道——原来库茨尼兹曲线不过是库茨尼兹幻觉，而所谓“涓滴效应”也终究是富人伪善的托词，因为资本由始至终切走最大的蛋糕，这不仅令人沮丧，更令人感到惶惑甚至惊恐。这其实是个无比严肃的问题——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拼爹”（或者干爹）的时代，改变命运是靠自己努力还是靠政府觉醒，是靠改革、改良还是靠革命和暴力。

　　我认为本质上这是一本大数据之书，没有太多的理论，作者就是列出一个事实。除非你有更高质量和更多数量的相关数据，否则要辩驳他的主要结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皮凯迪教授的新书实际上只做了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它过去年的长长的进化历史里面，只有在二战以后的那二三十年内是名不副实的，其他时间都可以称得上名至实归。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资本肯定是要占上风的，否则这么对得起这个名称呢？二战后那个短暂的时段，仅从财富分配角度来看的话，研究样本中的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可能更适合被称为社会主义，但那确确实实又是所谓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所以更为适当的问题也许应当是——为什么这些年份是如此的特立独行？是什么样的政策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对它的评价应该正面还是负面？

　　镀金时代与伟大的盖茨比

　　不妨以书中的典型——美国为例，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大致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的0年到一战开始之前的年左右，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的（长）“镀金时代”(theGildedAge)。政治上，联邦政权不再为两个利益相对的政治集团分享，而是由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所独揽。在漫长的镀金岁月中，民主党在国会中只有两段短暂的时期取得了议席上的优势，产生过三位总统。经济上，美国工商金融业的崛起代表了汉密尔顿的理念在实践中取得了胜利。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横扫北美大陆，工业的成长与移民潮成为美国历史上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钢铁的生产量急遽增加，电灯、电话、汽车等新发明层出不穷。尤其是铁路的发展，让西部丰富的资源得以源源不断运送到东部，整个美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经济增长与繁荣同时也产生了复杂而矛盾的后果和副产品。

　　令人目眩神迷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带来物质享受的满足同时，它的阴暗面也一样让人触目惊心。市场化环境下，人（劳动力）和自然（土地、资源、环境）也都成为了可交易的商品和生产要素，这极大的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和人们的价值取向，留下了无数后遗症。最为明显之一就是贫富分化。一方面，财富的巨大增长伴随着史无前例的财富集中，富有而且影响力巨大的工业及金融有产阶层开始出现。马克.吐温之所以把这个时代称为镀金时代，是因为有许多人在这个时期里成为巨富，因为富有过着金色的生活。例如洛克菲勒因石油致富、卡内基因钢铁致富等（靠着买低卖高的手段，赚取大量利润，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被称为“强盗大亨”(RobberBaron)）。而另一方面，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由工人”却发现他们实际上没有自由，而是已经沦为工资奴隶，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工作时间长、缺乏劳动安全保障。例如在A市的某钢铁厂中就有0多工人死于事故，平均每年死亡多人，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生产中受伤致残，而没有任何补偿。女工的待遇则更加糟糕，尽管工作的时间一样长，但她们的工资却比男工低得多。某报纸曾经以“都市女奴隶”为题，系列报道了B市的“血汗工厂”中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此外滥用童工的问题也很普遍。同样在乡村，市场变革开始将广大的农民置于一个他们自己无法预测更无法控制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不确定环境中，任何价格的波动都会让农民失去他们在传统农业社会曾经拥有的对自己生计的控制能力。在那些代表着新型生产方式的垄断大企业面前，农民经常发现自己软弱无力，成为它们任意剥夺的对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生活在贫困边缘的无产阶层。最高峰时，占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的民众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而在另一个极端，占人口总数1%的富人却拥有国家财富的87%，社会的贫富悬殊已到了非常危险的状况，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开始爆发激烈的冲突。当时有学者评论道：“无可争议地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贫富差距都没有这里更大”。如果要对镀金时代有最形象的理解，建议可以去看一部叫做“伟大的盖茨比”的电影——在纽约长岛的别墅区中，新贵“土豪”们每天都在无数的烟火、香槟和完全疯狂的彻夜狂欢中挥金如土，而从长岛去往纽约市中心的路上，尘土飞扬，到处是烟囱，到处是贫民窟，无数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屌丝”就居住在那里（是否感觉yesterdayoncemore）。

　　进步主义和罗斯福新政

　　在镀金时代的后期，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改变对于美好社会和无为政府的传统信念，他们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着越来越大的贫困、剥削、污染、精神空虚、混乱与腐败，自由主义理想彻底落空。这时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掀起了一场创新国家和政府体制的运动，人们试图弥补过度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从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到年伦敦《贝弗里奇报告》，从两次世界大战到罗斯福新政，进步主义者（包括学者、新闻工作者（扒粪者）、总统本人甚至部分巨富）积极进行各种关系民生的社会政策尝试，包括社会保险、城市规划、市政服务、农村合作社和住房改革等方面，通过协商、妥协和主动发挥政府的作用来改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段历史被称为“进步时代”的“进步主义运动”，可能这就算是美国版本的“全面深化改革”吧。

　　但进步和改变来的迟缓而且充满波折。老罗斯福执政时期，尽管他成功地使“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发挥作用”这个核心命题变成了国家理念；尽管总统的行政权力得以加强，并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方向的权力。但社会结构的自我修正仍不能扭转镀金时代的大趋势，主流舆论基本上还是反对政府干预的。但这些改革确实为后续衣钵相传的小罗斯福新政的推行做好了铺垫。罗斯福新政有着很多方面的内容，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战争繁荣，美国雄起有着自己的幸运之处，但新政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以税收为核心手段拉近了各收入阶层的所得，这极大地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贯穿始终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年美国开征个人所得税，在新政期间，随着各主要所得渠道的税率大幅提高，美国的富人阶层的实际税负水平也因此大幅抬升。其结果是基尼系数迅速下滑，从年的0.44下降到年的0.36。在新政14年间，收入最高的前10%纳税主体的收入占比从新政开始时的46%迅速降低到战后33%左右，而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比从15.6%下降到11.3%，这些指标在直到里根政府上台前的近30年里一直保持稳定。

　　新政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民主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和影响力大大提升。新政的长期影响使得二战以后大多数人有机会受益于经济增长黄金时期（~）的成果。这段时期美国绝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有了实质性而且快速的提升，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提升则相对缓慢。总体上说，尽管没有被战火侵扰到，但通过非常幸运且不间断的进步主义的社会改良，以及随后的罗斯福新政，美国有意识的抑制了贫富分化的扩大，战时共产主义性质的政策又极大化了这些努力的效果。因此不论是在财富存量，还是在收入流量的分配上，相对镀金时代的缓和政策终于在战后修成了社会和谐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正果。

　　欧洲的调整方式则更为简单粗暴，它缺乏进步主义的缓冲改良阶段，直接由“镀金时代”跑步进入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和革命毁掉了大部分积累的资本存量，让整个社会重新回到共同的起跑点上，所以革命和战争历来就是回复平等的最快、最有效但也是最为残暴和痛苦的方法。战后欧洲也经历了类似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收敛过程，作者的解释是来自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压力，所以当时世界的潮流也就是继续执行有利于一般社会大众的大缓和政策。根据皮凯迪的描述，到年间，在联军治下的德国的税率一度高达90%（日本也一样）。这并不是为了惩罚德国，而是因为在美国本土税率也是90%。其背后的原因肯定是不想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把财富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精英人士手上。通过这种亲劳工大众远资本精英的“大压缩（GreatCompression）”政策，战后短短20年时间中，西方国家迅速创造了大量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层的崛起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谐以及战后的黄金岁月。热爱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善良的人们一度都乐观地相信，劳动已经驯服了资本，民主社会驾驭了资本主义，有为政府改进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直到新自由主义的再度复辟。

　　重回镀金时代和民粹兴起

　　年底爆发了为期两年的、战后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从此“黄金时代”宣告结束被长期停滞所代替。政治的转向逐渐发生，共和党再度占据上风（克鲁格曼的政治源起的解释指向了美国的原罪——黑人问题，这很有趣），当新自由主义回到整个政策或者世界的核心的时候，像电影慢动作又回放给我们看一遍，重回镀金时代已经避不可免。

　　大规模减税开始了，里根减税计划的要点是：1）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一律减少25%；（2）对企业给予加速折旧以减少税负。紧接着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方案：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50%和46%下降到28%和34%。小布什就职不到20天就提出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计划，主要包括：简化个人所得税制，将五档所得税体系（15%、28%、31%、36%、39.6%）调整为四档（10%、15%、25%、33%）；将儿童课税扣除由每名儿童美元加倍至0美元；减轻“婚姻惩罚”，恢复双收入家庭10%的税收抵免；废除遗产税；扩大慈善捐助扣除的范围；使研究和实验的税收抵免永久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红利税率降低50%以上，这意味着减税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纳税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中红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减税计划64%的好处将流向5%的最富裕纳税人。所以才会有巴菲特说的他缴纳的个税还不如秘书多这种事情出现。

　　长期以来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态被彻底打破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占比稳步提升，而受益最明显的是1%最富有的人。从0年开始，随着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和长期的牛市，这1%的实际收入快速上升。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急剧加大，其基尼系数达到了现在0.47的高水平。从年到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长了69%，处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长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增长了6%；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约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这些事实随着皮凯迪的研究已经变得众所周知了。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无论它在经济上是多么的具有效率，它在财富分配上的公平性方面显然是存在问题的，更为棘手的是它应对分化问题的新解决手段——各政党为了获取选民支持，不断承诺更高的社会福利，民粹思维迅速膨胀，福利的增加具有不可逆性，福利承诺力图掩盖拉大的收入鸿沟，而福利的增加大部分依靠巨额负债、货币发行和转嫁海外来实现。大量的居民部门同国家财政和贸易赤字一起，堆积出天文量级的债务膨胀，拉动了经济的狂飙突进也最终形成了全球失衡和年大金融危机。

　　显然，现在世界的潮流就是重回镀金时代，因为资本积累造成的不平等分配是常态，所以真正合适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会在年到年会有一次明显的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机会。资本必然是力图占优的，特别是从长期来看更应该是这样。除非充耳不闻，熟视无睹，《21世纪资本论》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和经验教训就不能被轻轻的一笔带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对“历史的终结者”可能会再次被深度质疑。笔者一直不愿写这个书评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应该属于常识，如果对于美国的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的历史做了一些功课的话。

　　对皮凯迪资本论最有力的批评还是关于财富流动性的问题，即财富积累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创新源源不断的涌现，给予这些创新者以最高奖励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例如我们见到的最耀眼的财富明星是盖茨、孙正义、马云等科技新贵，这确实给予了美式资本主义以额外的正义感——尽管他们的出现肯定恶化了社会分配的格局，但这应当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能够承受之重”，因为熊彼特式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原本就是资本主义进化的核心。皮凯迪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实，资本主义的最大卖点确实是这个，它也是效率和动力的源泉。他的点仅仅在于，不幸的是，流动性的可能真的没那么重要，一方面oldmoney的财富世家才真正是冰山水下的那个更为巨大的部分；另一方面，这些新的财富一旦积累下来，它就和其他资本没有什么不同了，即坐享其成，甚至也可能形成垄断和阻碍创新。同样灰暗的是随着金融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崛起的金融高级人士和大型跨国企业的CEO，他们也在从中偷偷坐收渔人之利，这可能也是不断泡沫化的虚拟经济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结论是不管资本选择谁做代言人，总之它们永远都在加速繁衍，永远都在吸收新血，永远拿走最大块的蛋糕（还有一个更为“庸俗”的问题，是按照经典金融学的理论，资本高收益是不是因为承担了高风险呢？是不是不能只看净值，还要看夏普比率呢？）。

　　中国的投影和特殊之处

　　那么问题就来了——从全球比较的角度，制造贫富差距的技术哪家强呢？是欧美，是拉美，是香港，还是中国呢？在私下的讨论中，他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居然是中东国家，但仔细想想也在情理之中。但他也承认中国的数据难以获得，而且有自己的特殊性。

　　笔者的看法是首先必须承认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意义，尤其是在财富分配领域，别忘了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中国贫困人口从之前的6亿多（当时的总人口是8亿）降低到目前的3千多万——按照中国自己的减贫标准——这是人类减贫史上了不起的奇迹和贡献。换句话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崛起（也包括其他新兴经济体）确实极大的改变了世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这毫无疑问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但在这些经济体内部呢？那又是另外一幅完全不同的场景。

　　如果把皮凯迪问题投射到中国自己身上麻烦就大了去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就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有着大量的国资和国企，但数据显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贫富分化过程，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能够在短短30多年里头把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17疯狂地提高到0.61（这是基于收入的基尼系数，根据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年7月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则称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5年基于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年为0.73）。

　　个人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和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可能有着很大不同，或者更准确的说，贡献因素的权重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的财富差距可能主要就是由于皮凯迪所言的r大于g的问题引起的，但是中国主要不是这个问题，至少目前来看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仍然用数据说话，从过去10年的数据来看（根据东方证券开发的数据库，具体见《国富还是民富: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中国居民部门的净资产增速与名义GDP增速趋势保持一致，但居民净资产增速波动幅度更大。中国居民持有净资产总额由年的68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年的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8%，而同期名义GDP则由年的16万亿上升到年的52万亿元，年均增长16%，居民净资产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1.7个百分点。这告诉我们至少在总量的意义上r不是比g大很多。居民净资产与名义GDP的比值也基本稳定在4.6左右。从年增速看，居民净资产增速的波动幅度大于同期名义GDP增速。年至年，名义GDP增速波动的上限为22.88%，下限为8.55%，而同期居民净资产增速波动的上限为27.25%，下限为6.31%（莫非真是高风险高收益？）。

　　因为所有数据都是根据当年现价进行计算的，所以资产价格的波动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可能存在泡沫或者货币幻觉。进一步剖析，短期来看，中国居民净资产增速与M2增速趋同，近期存量比值保持稳定。-年，除年外（资产价格下跌较快，当年金融资产增速为10.78%，实物资产增速仅为4.35%），其他年份中国居民持有净资产增速变动方向均与同期M2增速变动方向保持一致，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居民持有净资产增幅变动与M2增幅变动之间的趋同状况存在加强的态势。年至年，中国M2增幅由27.68%下降到19.72%再到13.61%，同期中国居民净资产增速则下降到14.58%，年居民净资产增速和M2增速分别为14.35%、13.83%。拉长一点来看，结论会更加明显，值得对照的是中国M2在过去30年中的年化增长速度差不多是20%以上（即30年差不多倍，同期GDP差不多90倍），但这个时间段大部分财富数据不可得，不过料想应该是跑不过广义货币（广义购买力）的增长速度的。从总量增长角度，广义的QE似乎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那么问题来了，qe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呢？

　　中国经济一直是投资先行，资本积累优先，所以不奇怪资本的份额应该是最大的，理论上说政府的资本积累应该大部分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而民间资本积累的速度如此之快确实值得反省——分化来的是如此之快和剧烈。这里面就应该有很多中国独特的，也就是体制性的原因。这里我们尝试给出一个系统性的解释：中国这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金融深化”（这里指经济货币化）并肩同行，大致可以把它定义为国家和居民的原始积累过程，财富的增长一方面得益于用GDP衡量的每年新增产出；另一方面是得益于原来很多没有市场价值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例如土地和矿山）；最后还得益于财富或者说资产价值的重估，反正积累的源头不是利润就是资本增值。而快速原始积累的秘密在于，它是运用三个特定的“剪刀差”来完成的。第一个来自于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第二个来自农业用地同房地产用地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这可以推广到垄断要素定价）；第三个则是一级市场的原始股跟二级市场流通股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这些超额利润既是财富积累的来源，也必然是财富分配分化的重要基础。

　　总体而言，利润的积累总是平淡的，而估值飞跃才是真正的推动力，套用投资界较俗的术语就是（财富和资产）价格等于盈利乘上市盈率（P=EPS*PE）。先来看近期造富最热门的互联网新贵模式，无疑这是中国式（其实也是全球）财富积累最阳光和最有朝气的一种形式，这类公司很多在利润产生方面乏善可陈，但在估值方面确是遥遥领先，例如谷歌上市时其市盈率在35倍；Facebook达到了44倍，亚马逊则在几百倍左右，BAT在40到60倍左右，所以这类分化其实就是基于资本市场情绪和泡沫的。不过在中国的一个更为典型的财富积累和分化的故事通常是这样的——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征收了原住民的一块土地，象征性的做了些补偿，然后招拍挂卖给开发商，开发商把房子高价卖给了投资者，投资者的房子价格在10年里涨了10倍，如果还借用了银行信用杠杆的话，那几乎就是空手套白狼式的暴利了。这其中的开发商和投资人都有大幅度财富增值，而相对而言原住民和其他没有持有这项资产的投资者则被远远的丢在了后头。那这个财富分化的典型模式里面牵涉到至少四个分化环节——即城乡二元结构、要素价格垄断性（土地制度）定价（制度性倾斜），信贷资源可得性、货币供应与资产泡沫，关键是哪个因素才是最大影响中国的财富分配的呢？

　　笔者认为，可能主要还是来自广义QE即货币宽松的力量。作为市场经济的货币配套，中国也在进行经济的货币化和资产的资本化。而因为上述所有资产价格都是按照当年现价估计的，所以背后总有隆隆作响的印钞机的声音。因此可能更加重要，而且真正有趣的问题其实是在一个广义货币年均增长20%的长期的货币幻觉中，财富是如何增长和被分配的，而这就需要更深的洞察力。这同日本的情形很像，在皮凯迪书中-的明细比较图中，日本的财富分化的速度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它冲高得非常快远超其他经济体，但到经济泡沫崩溃的时候0年，它下跌得又非常快，足见泡沫在财富分化时的力度。此外还有一项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结论，该研究显示年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8，但其中地区差距贡献达到0.25。这个比例超过了美国和巴西这两个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这说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中，最主要的拉动因素是地区间收入差距，但在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反而不是很高。那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比起收入来，家庭财富水平受到的地域影响则更大。特别是由于财富包含了房产这一区域价格差异极大的资产（毕竟占到中国居民财富的60%以上），其实地区差距可能是资产泡沫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估值推动对所有类别的资产都成立（大致就是股票、房产），所有阳光的富豪多数是持有公司的股权，而且相对透明和容易计量（胡润富豪榜），但房地产就比较难测度了。无论如何，以利润积累为辅和以估值提升为主（还有提升杠杆的能力也很重要），可能是中国财富故事的主干，当然这些都是在现有制度下合法的积累方式。还有一种更坏的可能形式，那就是腐败和权钱交易。

　　改革的起点——人均的资产占有量，基本是差不多的，考虑到中国式原始积累令人瞠目结舌的速率，那么可能在土地（包括矿产资源）、国企等公共资产的资本化过程中存在有重大的漏损，而事实就是土地、房产和矿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是官员贪腐的高发区，工程招投标和设备采购、企业上市并购，则是常见的利益输送管道。皮凯迪也提到这种最坏的情形——公共资本向私人资本转移，这种漏损的大部分可能都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了。例如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他们是凭借免费拿到一些国有的资本，例如自然资源等进行积累的。台湾在0年代的自由化也是如此，过程是暗箱的，结果就可以想见。从中国近期落马官员不断上升的犯罪金额数量和越来越高的层级来看，这些集团攫取国家与社会资源的能力正在不断快速上升过程中，它们很可能已经成为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的最强大主体。这些利益集团早就已经盘根错节，从目前的公布的一些重大案件来看，它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地方黑社会势力、部分代理人性质的民企、垄断性央企，横跨地产、能源、交通、宣传、资本市场等关键领域，并深入国家政法纪律部队甚至武装力量。发展型腐败（即所谓的润滑剂式）可能正在恶化为掠夺型和垄断型腐败（即赢者通吃）。

　　实际上这些原因都会带来财富不公平，究竟是资产泡沫，还是不平等土地跟户籍制度，还是贪腐是导致我们的贫富分化的最大原因，只有找到这个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而问题的答案并非那么显而易见。而且也最好可以理一下，免得所有中国的资本都对号入座的因为原罪这个词，总感觉头上有把悬剑，而瑟瑟发抖寝食难安，这势必不利于经济的中长期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

　　所以中国的财富积累和分化的皮凯迪式的解释，是不是这样可能更加可靠一些——在整个经济货币化和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有人是凭借利润的日常积累；但同时有着大量的要素需要市场化，即资产资本化，资产资本化的过程中，出现系统性漏失，体制缺陷使得一部分人优先或者低价得取得了这些资产，然后在资本泡沫化甚至泡沫全球化（套息）的过程中，他们的财富积累如火箭般的发射了出去，把差距迅速拉大了（这对于私人和国有资本同样成立，我们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正在显示这些关键证据）。在上面提到的三种积累方式中，前者可能是小儿科，后两者更像火箭发射，尤其是第二种类型的（因为房地产价值超过万亿，资本市场还是小不少），特别是最近十年。本质上说这个年轻的半市场化的经济体，迅速通过了经济货币化、资产资本化、资本泡沫化，最后还赶上泡沫全球化的快车，在天文量级流动性供应的推波助澜下，财富鸿沟最终出现了。不妨可以说得更直白一点，中国社会的资本平均的r不会明显大过g，但是某些类型的资产，例如高pe的股权、一线城市的房地产，r则是大幅超过了g，只要大量拥有这些类别的资产就能够雄踞于中国财富金字塔的顶端，而获取这些资产的方式可能是合法也可能是非法的。其中最让社会痛恨的无疑是有着数百套房产的贪官，其实理论上兜了半天，结论竟然是如此的直观和草根。

　　结论：给中国的建议

　　如果把《21世纪资本论》投影到中国现实的话，你指望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呢？无论如何，中国的进步主义的改革日程表里中总少不了规范权力，约束垄断，消除二元结构，终结腐败这些必然要件，这些无疑会让这个社会在两次分配的程序上更加公平合理。特别是要消除不受制约的绝对的资本和不受监督的绝对的权力，以及最坏的两者的结合——它们始终是全民公敌。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讨论皮凯迪的建议例如全球范围的遗产税、财产税，在任何地方这无疑都是一个难题，因为财富加权力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也通常最具有发言权，如果它还有立法权，即制定规则的权力，则它们肯定会把这个规则做得向自己倾斜。另外资本也会用脚投票，在一个此起彼伏的全球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它们的流动性非常之高，难以避免会四处逃逸，中国只有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结构的优化过程中才能找到可行的应对之策。不过对于当下的中国，更紧迫的可能还是第一步，也就是皮凯迪反复强调的透明度问题——征税的讨论当然可以继续下去，但无论如何先把不动产登记制度搞定了再说，这个制度据说应该今年6月份就完成了，现在已经快年底了，其难度好像真的跟一场针对既得利益的革命差不多。不过相信在依法治国的大势所趋之下，搞清楚家底的不动产登记法律一定会尽快成行。

　　中国一直宣称要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立足于本国国情，摸索自己的模式，寻找到一条新路。在财富分配如此古老的领域，如果老路是平均主义，邪路是两极分化，那么新路应该是什么？人类总是试图用自己的智慧寻求可以避免仇恨、冲突、战争等大洗牌式的求解方法。尽管这个问题可能并没有，也不需要有最终的解决方案，只要能够相对缓和就可以了，贫富差距不能再恶化。众所周知，一个巨大的中产阶层才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稳定和可持续的基石。应当说正在全力推进的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使得我们在破解“皮凯迪困境”方面有了最有利的机遇窗口，如果中国真正能够吸取中外文化的可行经验，融合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或有机会走出来，其成功经验也必将有益于全球其他国家共同的未来。

　　对话的最后环节，大家明显感受到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可能会激起皮凯迪的进一步研究兴趣。如果他打算再写一本与中国财富分配有关的新书，我建议的题目是“权力与资本”，刘胜军的是“市场经济与公平”，李迅雷的是“中国的私有化道路”，他自己觉得也许是“资本和民主”。

美国救市不可能成功，而只能拉长经济衰退的周期，让美国经济不会失血而亡。

　　股市以直线下挫，回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亿美元救市计划。反应美国最强大的上市公司的道指在10月7号下跌点，自03年10月24日以来首次跌破万点大关。而标普指数同样跌到03年9月12号以来的最低点。这说明，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实体经济。

　　更糟糕的是，投资者信心没有因救市而恢复，投资者宁可接受受益近乎为零的国债，也不愿购买有更高回报的优质公司债，而油价大幅下跌与金价上扬，说明，全球经济疲软，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减弱，从长期来看，美元将持续走软。

　　没有谁能够担保救市的效果，连美国总统布什和美国财长保尔森都说，美国救市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同时，美联储认为，救市资金到年底资金规模可能上升至亿。事实上，亿很可能不是底，早有分析人士将救市所需的资金款项达到1万亿以上。

　　对于年经济大萧条的反省，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成果，一是经济学上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成为经济特殊时期的主要选择，二是货币主义，弗里德曼在那本经典的货币史中指责美联储未能及时放松银根，导致萧条恶化时，这是市场派、里根新政思想源头之一货币主义教父的指责。可见，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对于萧条期政府提供流动性缓解经济并无二致。

　　有什么力量可以对抗严峻的经济周期呢？没有。我们必须正视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这一残酷的事实。亿美元救市方案可以减缓衰退期的痛苦，可以避免类似于年式的野蛮的依靠战争解决的大萧条，但不能绕开经济周期。简而言之，政府提供流动性可以让市场少些痛苦，但经济萧条期仍然不可免；可以免除人类以战争等极端手段对抗经济萧条，但不能让投资者财富、企业信心、消费市场在短期内恢复。

　　政府提供流动性可以舒缓市场的紧张情绪，但经济的真正好转，有待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待于制造业与金融业的全面复苏。

　　此次美国救市之所以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源于长期与短期因素。

　　从长期来看，美国此次金融崩溃，是金融资本主义恶化的结果，动辄数千万美元的华尔街高管收入，与黑幕之后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是附着于经济体上的毒瘤，这个毒瘤到了必须割除的时候。而美国经济失衡的结构也到了调整之时，一个国家GDP的80%由消费创造，靠借债过日还能过得有滋有味，这样的国际经济结构难以维系。从短期来看，此次美国金融风暴是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以往金融震荡差不多隔两三年就有一次，隔六七年就有一次稍大的，而美国网络泡沫等良性金融震荡，因为提升了全球经济的劳动效率，美联储的降息就能平定。而此次次贷危机属于恶性泡沫，没有创造价值，没有提升效率，而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无数的高薪、无数的资不抵债，因此，这次救市的成本要比年以后的任何一次金融风暴都大得多，可能到达2万亿美元左右。

　　美国救市是救一时之急，中国有句老话，救得了病，救不了病。此时要救全球经济之命，首先要彻底摧毁以往金融资本主义的坏土壤，建立公正、公平的经济秩序，让创造价值者获得相对公平的财富，而不是让金融资本家们收获大部分果实。将金融资本纳入严厉的监管之中；其次，建立全球新的货币体系，不能让美国挟美元之利，轻松地剪全球经济发展的羊毛，通过不断发行美元，来维持针尖上的经济平衡。否则，比次贷危机更大的金融风暴还将卷土重来。